孙武及其兵法的传世

先秦诸子中，兵家是很重要的一家。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中，兵法思想是别具一格的一支。在兵学诸书中，《孙子兵法》独占鳌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为“百代谈兵之祖”。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本来是齐国人，他的出名却在吴国。他给吴王阖闾献上自己写的兵法书，吴王对他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想对孙武的兵法来个实地测验。孙武当然毫不犹豫，一口承接。但是，吴王给他出了个难题，让他把兵法用在后宫美女身上试试看灵不灵。于是，孙武把阖闾后宫的美女180人编为两队，指定阖闾的两名宠姬为队长，申明纪律，开始队列训练。这些美女们丝毫不把军令纪律放在心上，嘻嘻哈哈当作游戏。经过孙武三令五申，依然哄笑不止，没有一点章法。孙武依据军法，下令将两名队长斩首。这一下，看台上的吴王坐不住了，赶忙让人给孙武传话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武却一点也不买账，回答道：“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两颗人头落地，美女们花容失色，队伍整肃，号令严明，娘子军变成了敢死队。孙武向吴王报告说，现在你可以下台观之令之，“惟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亦可也”。吴王正在为爱姬死于非命而痛心，但又不好对孙武发作，只得说：“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武却并不罢休，而是刺了吴王一句：“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所幸孙武没有看错人，吴王阖闾并不昏庸，从此重用孙武，成就了吴国的霸业。“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孙武的这一故事，经过太史公的文学描述，广为流传，而且留下了“三令五申”的成语。当代推崇《孙子兵法》的管理咨询师，在效法孙武的时候不要忘了，如果要当孙武，自己的咨询报告就要能经得起业主的检验，哪怕是面对“后宫宠姬”照样有效，才有可能成就孙武一样的名声。如果咨询报告对业主的承诺，碰到“条件特殊”就无法兑现，那就趁早收手。当然，你要当孙武，还须业主是阖闾才成，这就要求咨询师要有好眼力，看得出吴王是未来的霸主，否则就会明珠暗投，说不定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孙武之后，以兵法著名者还有孙膑，他们本来是一家，孙膑是孙武的后人，为了区别，后人称前者为吴孙子，后者为齐孙子。孙膑的用兵之术不在孙武之下，“田忌赛马”、“围魏救赵”的故事，就是出于孙膑。孙膑与庞涓斗法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孙膑也以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胜绩“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从南宋以后，有不少人怀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一回事，近代的疑古思潮扩展了这种疑问。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一并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和《孙膑兵法》残简，才使这一疑问得以澄清。

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开始流传。按照韩非的说法：“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五蠹》）不过，先秦诸子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往往会夸大其词，所以韩非的说法不宜当作兵法普及的确凿证据。况且韩非还是为了证明兵法流传与作战能力提高不一致而言的，就更应该打个折扣。但是，即便兵法的流传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孙子兵法》还是兵法著作中最出色的。秦汉以后，《孙子》流传过程多有佚亡。传至今天的版本，是曹操的注本。曹操对孙武十分推崇，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注《孙子》序）打仗出身的君主李世民，也曾高度赞扬《孙子》，称“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李卫公问对》）。

中国古代的兵家经典，以孙武、孙膑、吴起、尉缭、司马穰苴这几位的著述为代表。正是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兵家成为诸子中间独特的一家。秦汉以后兵家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先秦。到了宋代，因为武科举所需，正式被官方确认的兵家经典有“武经七书”。所谓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和《六韬》，影响最大的是《孙子兵法》。《吴子》相传为吴起所作，但影响远不及《孙子》。《司马法》来自齐景公时的田穰苴，他担任司马时所创的兵法被齐国沿用，到齐威王时著成《司马穰苴兵法》，但传世至今的只有一小部分。《司马法》与《孙子》不同，主要是讲军法军令、编制训练，而不是谋略，其中谈制度的内容多已佚亡。《李卫公问对》托名唐代李靖与李世民的对话，但真伪难辨，是宋代重新编辑加工的版本。《三略》相传是楚汉相争之际黄石公传给张良的《太公兵法》，张良以此辅佐刘邦得了天下；《六韬》相传为姜太公所作，是姜太公与文王、武王的对话录，这两种兵书实际都是后人编纂，它们现存的版本同汉墓出土的相关残简大不相同，说明宋本与汉本已经不一样，而汉本同古本肯定也有差别。

按理来说，兵书应当包括战略、战术、军制、训练，乃至包括天文地理、兵器给养等等。汉代整理古籍，兵书是单独一门。在兵书门下，分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孙子兵法》列在权谋类之首。“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鄉，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尉缭》属于形势类。“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艺文志》）阴阳类和技巧类兵书后世多佚。所谓权谋者，实际上是总括性质，包含有形势、阴阳、技巧等各种内容，《孙子兵法》当之无愧。所以，后代的兵书流行，《孙子兵法》独领风骚。

兵法直到近代之前，还是专门的军事读物，常人并不太关注。但是，即便是军人，读兵法也不是人人上手。按照常理，高级将领应该是兵法的爱好者，然而，不同的将领对兵法的反应并不一样。汉初大将韩信，其用兵作战可见明显的兵法痕迹，他还多次用《孙子兵法》对部下解释自己的战术战略。而西汉名将霍去病，则不那么看重传统兵法。汉武帝打算给他教孙吴兵法，他却回答道：“顾方略何如耳，不致学古兵法。”宋代对兵书的整理，很大程度上不是实战和训练的需要，而是武科举考试的需要。所以，唐宋以后兵法的流行，与其说是人们对战略的重视，不如说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很有意思的是，尽管武科举要考兵法，然而武科举历代都不受重视。古代当文官，科举出身是正途，中了进士就趾高气扬，“一日看遍长安花”，而当武官，则行伍出身是正途，武科举被人看不起。所以，兵法对战争的影响有限。反而是不打仗的人，却多从兵法中理解战争。研读兵法的将领，在历史上屈指可数。战国的秦军雄视天下，良将辈出，却基本没有兵法传世，汉代整理史籍，其保存的兵书名录出自秦国者仅仅有公孙鞅和尉缭（而且此尉缭和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是否一个人还有争论），秦国的名将，谈论兵法的也极少。从西汉以后，才有一些著名将领谈到兵法。从正史来看，依赖兵法打仗，似乎并不是常态。反而是一些文人，对兵法具有浓厚兴趣。例如唐代的杜牧，宋代的梅尧臣，都曾对《孙子兵法》做过注释。不过，由于兵法明显是对敌手段，“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用兵讲究出奇不意，虚虚实实，所以，在古代人们多不明言把兵法用于生活与事业。尤其是儒家，虽然也讲权变，却从根本上反对以兵家权谋治理国家，他们基本上不推崇兵法。这也影响到后人对《孙子兵法》的态度，清代学者遍注古书，考据风气浓厚，《孙子兵法》的注疏最少，也没有认真的校勘考证。只有孙星衍的校勘考证较详（而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对本家的推崇）。魏源在《孙子集注序》中，把自己注释孙子的理由概括为“兵列五礼，学礼易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等儒家化解释，说明儒家力求同兵家的“诡诈”保持一定距离。即便近代以来在中西对抗的背景下热衷“商战”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也没有把《孙子兵法》挂在口边。现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最初不收录兵家，明地里是认为兵家没有哲学，暗中是否有传统儒家看不上兵家的潜意识就不得而知了。民国时期，蒋方震（百里）作为军事理论家，曾经对《孙子兵法》做过注释解读。当代国内对兵家思想尤其是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形成热潮，并将其放在很高的地位，是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紧密相关的；《孙子》文本的研究，是同70年代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相关的。真正把《孙子兵法》当作商战教科书，在改革开放以来才蔚成风气。

至于《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媒体也有所夸大。《孙子兵法》从唐代开始传到日本，但主要是作为宫廷藏书，社会影响不很大。到了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有位谋士赵本学，曾经注释过《孙子兵法》。正因为俞大猷采用了赵氏的方法抗倭，从而使《孙子兵法》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二战以后，日本有一些学者和企业家，研究用《孙子兵法》管理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据李零考证，最早把《孙子兵法》翻译到西方是法国传教士钱德明（P. Josephus Maria Amiot），1772年巴黎出版了他的译本。但是，真正影响欧洲军事思想的，不是中国传去的《孙子兵法》，而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西方对《孙子兵法》的重视，是当代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的研究而引发的，同工商业关系不大，即便研究《孙子兵法》，也是把它作为汉学的一个专题，而不是列入管理学或者工商战略研究。

那么，是不是《孙子兵法》就与管理无关？也不尽然。何炳棣曾经专门研究过《孙子兵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尤其是两两相对的论证方法，来自《老子》，而《老子》来自《孙子》。他甚至断言，朱熹这样的道学家之所以不言《孙子》，是因为《孙子》的“诡道诈术”为儒家所不喜。而《孙子》的思想，在何炳棣眼里可以同当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强化理论的提出者斯金纳相媲美。“人类史上最先主张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整兵治国者是《孙子》，柔化和缘饰《孙子》坦白冷酷愚民语句最微妙、最成功的是《老子》。”“在愚民理论上，《孙》《老》亲缘关系之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它们都出自置道德是非于不顾（amoral），非常彻底的行为主义观点。这点上《孙》《老》如仍有不同的话，那是因为前者语言坦率无隐，有如对心理学实验室白鼠群而发，而后者同样冷酷的心肠却是用清静、无为、‘玄德’等清高的哲学语言表达的。”（何炳棣《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这就给考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源流变化提供了一种思路。哪怕不认可何炳棣的观点，仅仅凭他把孙、老与斯金纳相对照，就足以值得今人从行为主义角度重新审视《孙子兵法》的管理思想价值。

从战略角度而言，古人确实不把《孙子兵法》用于工商，因为古代的工商业根本不存在所谓战略。所以，古代兵法的传世，与工商战略无关。无论是古代早期的范蠡陶朱公，还是古代后期的晋商徽商，都没有用《孙子兵法》经商的。但毫无疑问它属于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可扩展到治国方略。在逻辑上，古代的管理思想，依然少不了兵家这一分支。企业经营中战略研究的兴起，从世界范围看，也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从有了战略研究这一管理学分支开始，回过头来关注传统兵法，梳理其中的战略思想，对于今日的企业经营，当然应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不少人以战争喻商业，然而，战争和商业是有区别的。“兵凶战危”是进入军事领域的警告牌，战争与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商业具有本质区分。如果真按战争方式指导经商，那么，商业就会失去它的美好一面，只剩下令人战栗的惨烈。了解兵家思想，掌握古代兵法的思辨路数，目的在于使人们更清楚、更冷静地看到战争的逻辑，而不是把它照搬到工商领域。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