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制衡力量对反腐败的关键作用中

笔者最近写一系列长文，论述惩治枉法应当取代反贪污受贿为反腐败的核心，本文是其第四部分：基层制衡力量的关键作用。

基层制衡力量对反腐败的关键作用（上）

5、为什么权力制衡必须在基层

中国这样的大国与西方的小国不同，建立全面监督机制的成本会大大超过其效益，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管理成本极高，我们需要的是权力的制衡，只有权力才能够约束权力。

权力制衡的关键在基层。权力的制衡在高层是没有意义的，高层权力制衡的状态恰恰是导致基层大量渔利的诱因之一，因为领导彼此制衡，下面的人就可以钻空子了。高层权力制衡是有问题的，集体领导就是通过集体决策制衡个人的权力，结果就是上面的制衡使得下面失控，下面的枉法者总是能够通过上层的制衡关系给自己找到渔利空间和被处罚时的退路。因此制衡必须是在基层，基层的权力制衡才能够体现高层权力的权威，历来的统治要诀都是维持一个下属制衡的局面，中国当前的问题就是高层制衡基层成为某个高层个人的裙带，结果就是基层失衡的恶性博弈和恶性的渔利压榨老百姓，引发社会总体矛盾的激化。

老百姓对于一个政权的感受，不是在中央领导，而是在老百姓能够看得见能够接触得着的基层官员、公务员，这些人滥用权力不受制约，如果都要中央和省市地方等高层权力部门加以监管，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是根本管不过来的；社会要和谐安定，关键在于社会基层要形成对于权力的制衡，这样的制衡限制了枉法的横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对于西方老百姓来说是不会有切身感受的，能够让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在基层的社区民主和法庭的陪审团、社区教会等，这些组织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制衡的力量，而我们党取得政权也是在基层的成功，土改改变了基层的社会结构，“支部建在连上”使得军队的指挥权得到严格的控制，从支部建设在连级我们就可以知道基层的重要，军官高高在上控制不了连队以下的事物，军队的腐败和枉法等就要泛滥，军队的控制权就没有了。

现在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的失控，基层才是政权的命脉。而解决基层问题，以中国的规模和管理成本，只能在基层解决不能问题上交。西方的社会进步，也不是所谓的监督和高层的三权分立，而是基层的权力制衡，中国需要的也是基层的权利制衡。

6、中国古代缙绅的制衡作用

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中缙绅的作用非常巨大，中国过去说家乡父老实际上是特指乡间各个宗族的族长，中国古代社会是很强的宗法社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古代的告老还乡制度，造成了从乡间到城市再到中央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和物资的循环，乡间的士子科举做官，到老了还要归于乡里，他告老还乡的同时，他的见过世面的孩子家人也一同回来了，这些缙绅在中国的乡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保证了乡间的稳定，也是最基本的基层组织，他的职能、作用等等远远比现在的村委会公平、合理，有他们存在中国乡间是非常稳定的。这样朝廷官吏人数就大大地减少，每个县的朝廷命官没有几个，费用降低到了最小。衙役是吏不是官，总的管理人员是很少的，他们的存在，就是对于官吏在基层极大的制约，因为这些缙绅的实力是可以与官员的权力抗衡的，他们也有下情上达的渠道，他们的声音是一个王朝了解基层的重要渠道。

到了民国后，由于人才、财物不断地从乡间流入城市，士绅已经离开了乡村，中国的乡间变得彻底的贫困化了，同时到了城市他们还要被新兴的现代文明所歧视和掠夺。民国是缙绅衰落的年代，到解放后现在他们已经不能成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了，中国基层权力制衡的缺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基层的官员难以控制和管理成本的高昂，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满、矛盾和仇恨。现在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基层权力的单一和真空，基层的独立王国独裁者们肆无忌惮地枉法，国家管理基层的成本过大，如何尽快在基层建立权力制约，保持基层权力的制衡稳定，是我们和谐社会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往往由于豪强土地的大量兼并，背后就是缙绅阶层的坍塌。相对于西方现代社会也就是中产阶级的坍塌，这些在基层的缙绅也失去了财产社会地位不保成为了造反者，导致基层的博弈权力失衡豪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限制，造反就要开始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里的“民”实际上是是基层的士子缙绅之心，他们拥护统治基层稳定，王朝就能够长治久安。

认识古代社会的缙绅作用，认识中国古代的基层权力制衡体系的运转，对于建设我们当今和谐社会非常重要，这里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巨大的价值。

7、港英等地的太平绅士制度

说到基层权力监督和制衡，不得不提太平绅士制度。下面就简介一下这个制度：

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简称JP）是一种源于英国，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维持社区安宁、防止非法刑罚及处理一些较简单的法律程序的职衔。成为太平绅士无须任何学历或资格认证要求。现时英国的英格兰与威尔士、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皆有太平绅士制度，虽然各地区对太平绅士的定义和要求皆有分别，但建立这样的制度的目的是明确的，这个制度有力的在基层起到了权力制衡作用。

港英推行这个制度是借鉴了中国古代的缙绅制度基础上，考虑资产阶级革命后贵族阶层的缺失造成的权力真空，以太平绅士的社会声望和个人实力，授予特别的头衔和一定的权力，起到了制衡基层官吏权力的作用，填补真空达到平衡。

我们去香港，走在香港的普通街巷，能够经常看到某个太平绅士、立法委员等的私人电话和联系方式，市民有问题就可以通过他们进行反映，这些人的力量对于基层官吏是有效的制约，他们可以以其影响力直接在基层就解决了问题。

中国老百姓能够反映情况的部门恰恰就是枉法人员领导的部门，这些基层枉法没有受到来自基层的制衡，老百姓就不得不往上找他们的领导上访，上访部门比枉法者所处的部门高，这样要上访的政府就至少要高两级，矛盾被上交了，而中国的上级机关的管理成本是很高的，矛盾上交必然不能面面俱到，矛盾就被积累下来了，就如中央三令五申的要搞好信访等工作，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众多的上访还是应接不暇的。所以太平绅士这个制度把矛盾留在基层，相比中国的上访制度有他优越性的一面。

因此太平绅士制度就是一个基层权力制衡制度，有力的保障了基层老百姓的权利和限制了基层权力枉法，港英等政府通过太平绅士的作用把矛盾留在基层是有重大意义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