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效用对社会发展的启示

 

体验效用的测度及其社会发展的启示

为了更好地测度幸福感，卡尼曼等人提出用“体验效用”一词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效用一词，体验效用强调，效用主要体现为真实的体验而非抽象的数字；[1]同时，卡尼曼又提出了测度体验效用的日重现法，日重现法要求被调查者按照问卷所提问题不假思索地回答问题，从而真实地重现最近一段时间的感受。这种日重现法测度的体验效用与传统的客观指标分析往往相差很大。例如，根据华盛顿皮尤民众与新闻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于2011年5至9日所做的民调，约有47%的受访美国民众表示中国经济实力独领风骚，而选择美国的比例则有31%；而在2008年2月的访调中，有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实力最强，30%指名中国。但现实状况是，美国的GDP是中国的近3倍，人均GDP更是让中国相形见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反差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国民的一些直接感受：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扩张幅度逾89倍，而美国至今还陷在经济危机之中。[2]

同样，在2006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揭晓的“2006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对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几率等12个方面进行客观评估；二是通过网络公众调查，以市民在这12个方面的生活感受作为对该城市的主观评估。排行榜结果显示，部分城市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评价差异巨大：近年来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沿海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感却不高；如2006年广东省的人均GDP达3509美元，广州市人均GDP超过11000美元，但广东省和广州市市民的主观评价却非常低。[3]相关信息可参见下表：

城市生活质量评价主客观排名比较[4]

 

深圳

青岛

杭州

东莞

广州

桂林

乌鲁木齐

丽江

西安

客观排名

1

41

11

2

5

137

28

158

63

主观排名

19

1

2

240

285

7

126

22

259

同时，基于体验效用概念以及相应的情景理论，卡尼曼等人还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1.人们的效用和幸福感主要取决于财富的变化而非财富的水平，而且，人们对自身财富水平的减少比增加更为敏感，这就是“损失厌恶”理论。卡尼曼还用损失函数与盈利函数在原点的斜率之比来度量“损失厌恶”的程度，给出了经验的估计值2.0；即，放弃某样东西损失的效用是获得它增加的效用的两倍。例如，一个人在经济景气时获得了加薪，他往往并不觉得是什么多大的庆事，而是认为这是自己劳动努力应得的回报；但当他在经济萧条时被减薪或裁减，他马上会感到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乃至有大难临头的感受，从而会做出强烈的抵制反应。2.人们对其拥有的东西往往比他们未拥有的同样东西会赋予更高的价值，这就是禀赋效应。这个禀赋效应表现为：人们对同一商品的意愿支付价格（W）和意愿接受价格(WTA)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大量的实验也表明，WTA 平均值经常比W平均值大好几倍。譬如，根据北美猎鸭者提供的数字：他们每人最多愿付247美元维护湿地，但最少要1044美元才同意转让。[5]3.人们常常偏好现状甚于其他的备选方案，而一旦某个备选方案成为现状时，人们又会偏好它甚于其他备选方案，这就是更为宽泛的现状偏好。这表现为：人们往往不改变契约条款中的默认选择项，选民往往更认同现有领导者，等等。例如，如果雇主把加入401K储蓄计划（美国的一项退休储蓄计划）作为默认的状态，那么，几乎所有的雇员都会加入；但如果不把它作为默认的状态，那么，绝大多数雇员都不会加入。[6]

显然，体验效用理论对当前政府的政策也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启示。1.体验效用理论表明，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与人们切身感受有关的民生问题，如自2002年开始，房价完全不受控制地节节攀升就成为压在全国尤其广州等大城市工薪阶层心头的巨大负担，成为社会焦虑和不安定的重要因素。2.“损失厌恶”要求，国民经济的增长应该避免大起大落，而应保持可持续性；也不要激发人们怀抱一夜暴富的奢望，而是引导人们生活持续改善；尤其不要盲目地激发人们的享乐主义思想和高水平的消费需求，中国自古就有“渐入佳境”的佳话。3.禀赋效应要求，社会改革中要注重初始财富的合理配置，因为财富初始分配给谁将会导向不同的配置结果。例如，在当前房价水平下社会大众普遍不愿意买房，同时那些只有一套住房且又暂时闲置的人又往往不愿意以目前的价格出售房产；这也意味着，当住房配置在不同人手中并不必然导致交易的进行，初始产权配置在投机者手中时会导致闲置，而当初始产权配置在自住者手中时则会导致使用。4.现状偏好要求，在社会经济震荡和生活困难时期，政府应该正确引导当事者的心理，鼓励人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可能的困境，并以团结协作方式共度难关；因为只要度过了突然降临的困难，当事者最终就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并将新的前景视为合理状态，从而使得幸福感回升至原初的相近水平。同时，政府在对进行城市规划时也应该更为谨慎，应该对那些所谓的“钉子户”的抵触行为抱有更大的理解心。

尤其是，人们直接体验到的幸福感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事实上，有统计就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因为近年来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深受住房、安全和就业等问题的困扰。同时，处于收入悬殊环境下的富人也往往不会有很高的幸福感，如近来国内有关“中国顶级富豪精神世界”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多数富豪对金钱爱恨交加，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烦恼”。同样，从2001年起剑桥大学持续对2万以上的欧洲人进行抽样调查也发现，北欧的居民幸福指数明显高于南欧，其中丹麦人最快乐，而意大利人最忧郁。[7]究其原因，北欧诸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要比南欧小得多。[8]下面两图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和日本在二战以后的过去半个世纪里，国民收入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幸福水平却几乎没有提高；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的幸福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收入差距的急速拉大。

可见，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而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等价关系，人们的幸福感往往并不取决于收入水平，而与即期性的体验效用有更密切的联系。有调查就说，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与家人朋友面对面交流，而另一个人平时很少见到亲友，那么前者只要一年拿1万英镑薪水，就可以与一年拼命工作赚9.5万英镑的后者获得同样的快乐。[9]体验效用理论表明，关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专注于GDP的增长有更大的意义；片面地重视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提高，很可能不是提升而是压制人们的幸福感，这就是所谓的“幸福陷阱”。事实上，根据目前国际流行GDP标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已经进入了“发达状态”，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也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促进幸福社会、和谐社会建设，提升社会大众的福祉和幸福感，就更应该关注那些与体验效用更直接相关的民生议题而不是GDP数字的增长，更应该注重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