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不是防止竞争性贬值的唯一选项

货币战争不是防止竞争性贬值的唯一选项

白 明

最近一个时期，有关发达国家央行放松银根的消息接踵而至。继去年美联储相继宣布第三轮和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为了响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要求，日本央行于今年的1月22日宣布将从2014年起无限量购买资产。于是乎，很多人担忧国际货币体系会因此而出现动荡，甚至有人认为会导致新的一轮货币战争爆发。或许，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各国在货币政策上存在的分歧有可能发展到需要用“战争”一词来形容的地步，但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G20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示我们，货币战争绝不会是解决各国货币政策冲突的唯一选项。

2013年2月15日至16日的两天时间内，被称为G20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涉及到全球经济形势、G20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长期投资融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改革等重要内容。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方面，会议并没有一概指责这些贬值行为，也没有放任自流，而是提出各国的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继续推进市场决定的汇率体制，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在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出台各自货币政策时会有诸多考虑，有些是为了让经济指标得到改善，也有些是为了实施某种经济发展战略，还有些是为了取悦于选民，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体现出对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优先考虑。

从美国经济来看，2012年9月13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启动QE3时除了宣布要每个月购买400亿美元国债外，还强调“直到就业市场改善为止”这句话。现在看来，美国的就业形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好转，美国的财政悬崖也没有药到病除，只不过是缓期执行罢了。况且，自从美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再者，美国也同样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再工业化也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受上述诸多因素制约，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想停下来也难。

从日本经济来看，出于对国内冲通缩压力的考虑，日本央行2012年12月20日决定扩大资产购买及贷款计划规模10万亿日元至101万亿日元，这也是在4个月时间内日本央行第三次实施扩大资产购买计划。也难怪,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第4季度，日本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6%，按年率计算则下降2.3%，这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三个季度萎缩，说明日本经济“保增长”的压力也很大。

从欧元区经济来看，除了日本和美国之外，处于欧债危机当口的欧盟也在货币贬值上不甘寂寞。2013年1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日本实施的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感到一定程度担忧，并承诺欧洲央行将不会采取与日本类似的货币政策操纵。默克尔的表态看起来颇为“高姿态”，但却对欧洲央行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做法来一个选择性失明。事实上，现在欧洲经济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好转，欧元区经济最有竞争力的德国在2012年第4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下降0.6%。2012年8月，欧洲央行就召开议息会议宣布，为了帮助处于欧债危机之中的欧元区国家降低国债收益率，欧洲央行计划购买相应国家的债权。9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将实施名为“货币直接交易”的债券购买计划。

随着美日欧都在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们对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硬通货竞相贬值的担忧不无道理。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日元和欧元都是当今世界的硬通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中分别占41.9%、9.4%和37.4%的权重。如果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的货币贬值从独立行为发展为“竞相”行为，整个世界货币体系就会发生剧烈动荡，而伴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会更多为美日欧的过度利己的货币政策埋单。不难看出，本次莫斯科G20国家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强调要减小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甚为及时。否则，相关国家在货币贬值上进行你一拳我一脚式的“互动”将会是大概率事件。

尽管美日欧的货币贬值是出于刺激经济的考虑，但由于这些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这种货币贬值也很难避免对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甚至有些政策本身就有与其他国家争夺市场的意思。就美国而言，从QE1到QE4，以及一年前美联储以长债换短债的扭转操作，都不是“纯”以振兴美国的国内经济为出发点，都有很强的外部溢出效应，说白了就是要试图通过美元贬值来推进美国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促进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然而，从其他国家角度来看，则不得不面对因此而带来的某种程度的贸易转移结果与投资回流美国结果。更有甚者，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拥有3.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尽管相当一部分的外汇储备是以美债方式“存放”的，但近些年来随着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欧元和日元贬值也会影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含金量。除美国外，日本进行货币贬值也包藏着与其他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小算盘”。日本是一个对海外市场与海外资源依赖程度都很高的国家，而如果日元持续贬值下去，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会有明显提高，而且日本在海外投资收益也可以兑换出更多本币，有助于日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吃“回头草”，对前些年转移出去的一部分产业再重新染指。

对于中国来说，面对着其他货币贬值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更应当冷静。要明白，人家的美元、日元和欧元都是可兑换货币，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还处于试水阶段，因而对于货币贬值，我们更要小心谨慎。就拿美国来说，美联储不仅为美国国内发行美元，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发行美元。美元发行的越多，美国换取其他国家商品与服务所支付美元的“含金量”就越少。反观中国，截至2012年末的M2余额达97.4万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当年GDP的1.9倍。的确，近些年来人民币的发行量在世界上引人注目，这背后包含了许多复杂原因，其中包括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匹配力度不足、中国的M2范围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前些年实施刺激经济回升的需要、国内储蓄率较高、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缓慢等诸多看似合理与看似不合理的解释，在这里姑且不作为讨论重点，留作以后找机会讨论。然而，也不可否认，M2余额较高的背后却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外汇占款导致。与美国相反，人民币转化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占款的情况尚不多见，而且随着我们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增多，我们越来越需要印刷更多的人民币用于结汇。所以说，在“东亚生产-欧美消费”这样的国际经济格局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的情况下，美联储发行美元和中国央行发行人民币看起来都是货币政策的宽松，但得失关系却大相径庭。当然，中国多发行人民币也不一定都是利益受损。事实上，虽然近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出口大国所带来了外汇占款压力过大，但出口本身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至少在理论上也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压力。

历史上，某些国家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相互冲突的确有些像“货币战争”。例如，1971年布雷顿瑟森林体系的瓦解宣告美元失去世界“代金券”的地位，尽管北京很复杂，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英镑、西德马克等欧洲货币“逼宫”的结果。又如，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广场协议”实际上就是日元与美元进行的“货币战争”失败后日本方面交给美国的“降表”。自此之后，随着日元升值，日本经济也逐渐显露出疲态。反观现阶段美日欧这些发达国家的货币贬值，基本上是相对独立过程，没有较为紧密的因果关系，倒也不像是“货币战争”。即使产生某种程度的跟风效应，也顶多算是个“货币冷战”罢了。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既存在相互矛盾的一面，也存在相互协同的一面。自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原来，主要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上进行了较大力度的协同。例如，为了避免金融动荡发展成一场全球性的灾难，美联储携手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以及瑞士央行向金融机构拍卖共计1800亿美元的美元资金。2011年11月，上述六家央行又一次联合干预，下调美元掉期利率50个基点，为的是通过联合行动提高全球流动性，而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更便宜的美元融资，防止欧洲问题银行出现美元“流动性紧缩”，但也不可避免对全球市场造成了冲击。不难看出，各国之间的货币政策上的矛盾虽依然有可能演化为“货币战争”，但至少现阶段的概率越来越小。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美日欧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已经不再局限于在货币政策上争斗个你死我活，而是思路越来越拓宽，尽力通过强化相互合作来寻求相互协同的新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战争”并不是阻止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并且产生外溢的唯一选项。在解决全球化的时代，与其在货币政策上争个你死我活，倒不如让大家都活好。只要相关国家能够通过对话求同存异，共同维护汇率稳定，增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协同力度或许更具有可操作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