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速—低熵”的经济增长道路

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和“垃圾”的增多，污染是熵其中的一种表现。我们在2004年出版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农业发展》（马良华、郑志耿著）中认为，根据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势能”条件，高速—高熵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并会带来生产过剩、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社会不公等等诸多问题，强调了中国“变轨”走“中速—低熵”的增长战略的必要性。所谓“中速”，是指GDP增长率在5%-8%的中等发展速度，“低熵”是指用较少的资源耗费、较小的环境污染和较好的社会关系及安定状态等。反对以很高的环境、资源和人文代价来追求高速度增长的做法，反对急功近利。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主张并没有引起决策者们的重视，在过去的几年中，众所周知的环境、资源和社会关系上的“熵”值仍然处于持续的积累状态。因为增长的高速度与制度的动态不匹配性以及高速本身所必然带来的问题，加剧了政府职能异化和社会经济与自然及之间的矛盾，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分配关系失调、寻租腐败、食品安全信用危机、部分物价非市场性失控、学术异化、道德沦落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增长模式和不匹配性的结果。

根据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中速—低熵”的增长道路是处于发育阶段末期国家“生命”特征和内在矛盾的现实选择。在这一通往“成熟阶段”的关键敏感时期，增长从高速向中速的变轨转换，重视和强调增长的质量和社会经济自然的和谐，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速—低熵”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最关键的是要促使政府职能的回归本位，解决政府职能异化的问题。政府职能的异化，是政府行为对其本来职能设置目标及功能的偏离甚至背离，突出地表现为政府部门职能定位、职责和权力运用上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以致于应该切实履行的没有履行、工作不到位、本末倒置、主次颠倒、假公济私或公权私用、滥用权力、越权干预等等。解决好了政府部门的职能及权力运用上的缺位、错位和越位问题，社会经济才有可能得到健康发展，国民才可能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腐败行为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更多的人才有可能拥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要促使政府职能回归本位和解决政府职能异化问题，就要依靠制度的变革和重构。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此，一是要使得权力的运用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二是要根据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收缩权力，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程度，还权于民，放权于市，公平竞争；三是要厘清政府职能部门的职权边界和相互关系，明确各自的工作目标、职责和权力范围。通过制度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的职能真正回归到本位之中：把重点放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和矫正市场失灵上来，包括公共设施建设，收入分配调节，保障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利益，依法保护财产权利和权益，执行法律法规以维护法的权威性，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等，并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为此，既需要减少和整合现有的政府部门及机构设置，理顺职责和权力关系；又需要提高行政认识，端正思想观念、树立公共意识和重塑执政为民理念，提高对社会经济变迁过程的认识。对于市场管理部门，还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价格机制问题，以避免落入“伪市场化”管理陷阱。                                   

                                                                                                                              201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