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应优先黄光裕等商人

     大赦的重点不是“赦官”而是“赦民”

 

 

罗天昊   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  著有《大国诸城》

 

 

      大赦天下，构建对话。

    

      近来，关于实行大赦的论调，风行天下，张维迎，茅于轼，吴思等谋国之士，以及何家弘等体制内人士，甚至一些法官，均提议中央政府实行大赦，甚至一些人将其上升到一个高度，称“大赦是改革必由之路”。

 

      大赦确实是未来改革的一大重点，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重点，是新的政治气象的重要方向标。

 

但是，当下流行的“大赦”论调，却五行中跑偏了。引起了全社会的思想混乱。

 

世人的眼光，关注的如何大赦官员，以换取官员队伍的稳定，以及对于未来改革的默认。这种作法，不仅无法遏制腐败，更忽视了广大民众。

 

大赦到底赦谁？

 

大赦不是官员免责的挡箭牌，而应是大众免于恐惧的保护神器。大赦不能搞歪了。

 

当务之急，大赦的方向，应该是赦民，而非赦官。就现实而言，有三种人需要首先得到赦免。

 

首当其冲的是，是政治异见人士，包括从邓小平时代累积起来的，时间已久，人事全非，国家应有不计前嫌的宏伟气度，二是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士，刑法三年以下的，可以根据表现大赦，此外，民间呼声日高的废除劳教，确实可行。三是减免部分人士刑期。我个人提议特赦牟其中，黄光裕，兰世立等人，将他们提前释放，令其改过自新之后，更多贡献社会。

 

为什么要将异见人士排在第一？

 

是否容纳异见人士，是考验一个国家大国气度的最重要指标，亦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之路。如果像有人说的那样，“大赦是改革必由之路“，也就从大赦异见人士开始。

 

 

事实上，有些时候，一些强权政治人物，并非看不到历史大势，亦并非不能洞察民心向背，但是，是否顺应民意，放权让位，却存在诸多顾虑。丹瑞在位时，曾大规模处决和劳教异见人士， 甚至一度到了镇压僧侣的地步，但是，近十年以来的缅甸社会进步，没有丹瑞的首肯与推力，亦难以奏效。2003年，丹瑞即主导推进民主进程的“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2008年，缅甸全民公决通过了《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推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等。2010年缅甸总统大选之后，丹瑞虽保留一定特权，但是在公开场合，已经几乎不在干预政治和社会事务了。

 

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强力人物的选择，往往影响未来历史的走向，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就在一念之间。能否给予强力人物适当的生存空间，又不至于让其巨大的身影遮蔽未来时代的阳光，考验一个国家的智慧与气度。

 

同样，强力人物在预期自己不会被清算的情况下，亦会对于未来发展的多样性，更加宽容与开放，虽然新旧交替时代的到来，往往以老一代领袖的退出为标志，但是，在退出之前，开启未来之门，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而非骂名，其实也是老一代领袖的更理性和选择。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当世的权力，唯有后世的名望与美誉，能够让他们驻足。

 

在此情况下，一个脱胎于旧的权力体系，同候又具备革新思维，能够为各方势力所接受的新兴实力派，将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团结纽带。他具有旧派势力所赋予的程序性实权，在权力领域具有“正统”性，由此不担心内外部权力挑战，而由于与异见人士没有直接的冲突，没有历史包袱，亦容易为广泛接受。 

在这种格局中，由于传统强力人物已退出，需意见领袖失去了直接的抗争对象，而随着新兴实力派的相对开明，局势变得不一定非要通过剧烈对立乃使用暴力，由此，反对派领袖亦可以实现个人命运的“软着陆”。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模式，可以暂称之为“隔代宽恕”，强权人物在位时，预留了双方的空间，而等待新起者上台后，再启动大赦程序，获得双方的妥协与和解，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努力，获得个人命运的软着路，以及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共识。

 

日照四方，唯亚洲部分地方尚处于威权政治的阴影下，暴力革命的血腥，使很多有意萌生退意的领袖和利益集团存在诸多顾虑，而在代际传承中实现，亦完成恩怨与政见的消弭与和解，考验一个国家的智慧与气度。实际上，不仅是缅甸，这种“隔代宽恕”的模式，对于众多亚洲平稳地完成国家的转型，意义重大。

 

回望中国，春色满园，大地充满生机。

 

近年来，国内在很多问题上，都逐步解禁，如，肯定国名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寻找远征军健在老兵，建立腾冲，衡山抗日烈士陵园，乃至为台儿庄无名烈士抬棺安葬。甚至充满了溢美之词的关于蒋介石的各种官方传记，亦在大陆开始流行，这些变化，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求真和勇气。

  

建国以来，中国实际是分为两个时期，即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前者已经彻底终结，而后者尚在进行中。毛泽东时期距今三十余年，且经历了三四代的代际传承，恩怨是非与当世之人相隔遥远，故政治宽恕亦相对容易。除文革未被官方系统性反思外，大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都已经盖棺论定。

 

由此，隔代宽恕的迫切性，更体现在后一个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总体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但是亦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无论革命时代还是改革时代，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纷争，无论对待这种不同的利益与主张的分歧，考验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气度。

 

建国以来，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已经步入正轨，而且已历数代，很多政治事件，已经于当事人的切身关系越来越远了，在政治领域启动“隔代宽恕”，时机逐步成熟。作为大国，中国政治家的气度，更应该值得期待。

 

相对政治领域特赦的艰难。其他两类特赦，则比较容易操作。

 

如特赦对象的第二种，即轻微违法犯罪分子。国外有普遍的先例。如韩国总统李明博上任之后，就大赦了280万犯轻微罪的人士，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

 

废除劳教，已成全民共识，如轻罪可赦，则劳教更无存在的根基，可连根拔起。

 

特赦的第三种人士，即已经部分服刑的，个人建议主要针对一些有贡献的人士。此方面国外亦有先例。如韩国总统新总统上任，常大赦商人。李明博就曾一次大赦70多位商人。

 

当下，中国亦可借鉴此道。尤其是一些当初有争议的商人，可考虑赦免，如黄光裕，牟其中，李经纬，兰世立等。

 

最后一个关头，才是大赦官员。但是，大赦官员，绝对不能以时间为节点，在某一个时间内特赦，后来者不特赦，这样既不公平。也无底线。特赦将会无限循环，贪腐不被惩罚，部分官员将更多心存侥幸，贪腐更烈。官员大赦，需建立前提条件，即交出其贪污所得，同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处罚，比如降职撤职。不能再犯。此外，应设立一个数字底线，比如贪污数量，超过此数量，则虽坦白亦不可赦。

 

习总书记在中纪委的讲话令人振奋。但是意犹未尽。

将权力关进笼子，将民众放出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