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文明的路径

       严复有个说法，叫“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百年风云过后，看待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还是可以纳入这个框架。

　　最近，作家李承鹏就体会到不自由的痛苦与无奈。13日下午，他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新书签售活动时，先是被一名男子掌掴，后来又被另一名男子扔刀。不仅被打，还被骂作汉奸。被打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其新书内容遭人反感。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话有点流行。不过，在现实中，有太多事实在证明，无数人仍在试图“用野蛮来征服他”。打耳光的闹剧很多，比如阎崇年就曾被掌掴。曾经拥有很多学术身份的王立军，尽管对司马南、孔庆东代表的那类文化很推崇，却没有绕过被打耳光的命运，太吊诡了吧！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文明冲突的问题，如果经常通过野蛮来解决，到最后，谁都不一定是幸免者。就像“汉奸”这头衔，现在戴在李承鹏的头上，但在现实中，哪怕是你仅仅发表一篇认同一些人类共同价值的文章，比如民主、自由以及人权，这个丑恶的帽子就很可能被人扣到你身上。对太多普通公民来说，生命既承受不起那种“汉奸”的污名之重，也无力做到通敌卖国之类的“带路党”的行为之实。

　　这是一种巨大的文化伤痛。文化的问题，说到底要以文化的方式解决。遗憾的是，对于文化，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普遍认知了。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对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很多人都根本不习惯以文化视角审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一种文明，来作为维系人们关系的观念和准则。

　　从这个意义讲，选择通过在文化框架下来解决各种生活行为，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个人选择如此，国家自主也是如此。龙应台说得很简洁——“文明才是立国的依据”。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野蛮，而不是文明？在我看来，野蛮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可以与激进主义，甚至是偏执主义联系起来的。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句话，出自晚清“一代儒宗”曾国藩之口。对此，近代中国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也极为推崇。不论是曾国藩，还是梁漱溟，都对现代文明有巨大贡献，他们有不愿沉沦于流俗的高格，从这句判断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坚定追求。不过，我借这句话，是想表达，在文明演进过程中，不能过于偏执和狭隘，只做简单的是非判断，来制造阻止文明融合的断裂地带。否则，就很容易掉进偏执或激进的泥潭。

　　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之艰难，人们的目光经常聚焦在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方面。不论是狭隘民族情绪，还是民粹主义制造的社会互害，这背后都有不理性的文化推手，比如一些左派、新左派甚至包括国学派的鼓动，一些知识阶层也寻找各种藉口抵抗现代文明。同理，彻底割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只是简单移植西方文化价值，也同样不理性。

　　如果这一切仅仅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都可以看成是文化交流。然而，这种文化碰撞的现实表现，从大的层面看，有一些文化与权力联姻，对言论进行不当压制，甚至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些意见表达者送去劳教；从小的层面看，就是像制造此次掌掴、扔刀等鲁莽事端的个人激进派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明自然无法在这片土地上成体系生长，而依附于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制度改革，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国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判断逻辑，也可以倒过来体会。不论哪种，或许都不完善，但都值得深省。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文化都是一根驱动理性运转的轴。而要触摸现代文化的精粹，离开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根本就找不到方向。而告别野蛮，选择自由，就是通往文明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