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在北大

                        ——略略弥补拙著《五十年前读北大》对同时期父亲曾经在北大工作的忽略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兄弟姐妹之间，唯独我的家庭观念，会比较薄弱。十一岁小学毕业，我就自作主张，要考寄宿学校，希望早日“离开”家庭，过比较独立的生活。其实是离不开的，不过我的确有这样的倾向。不说六年中学我都住校，只还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曾经连续三个周末没有回家，虽然都在同一个城市，交通也非常方便。这并不是我跟家里闹别扭，而是觉得要这样锻炼自己。

至于我和父亲之间，也没有我的兄弟姐妹对父亲那么亲切。检讨自己，就是不知不觉之中，中了“理工科至上”的毒，幼稚地认为，无论文学、戏曲怎么伟大，也不能富国强兵，小姐下一段楼梯这么点事情却可以说唱个半天的评弹，更是没耐心欣赏。

其实在我就读北大的时候，父亲至少两次到北大工作。最近看到黄天骥先生写我父亲和董每戡先生的文章《往事未必如烟》（《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第56页），谈到1993年，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孙玉石教授来广州参加我父亲从教的庆祝活动，致词说“王老师是中大的光荣，也是北大的光荣。”这使我觉得，不应该在拙著《五十年前读北大》的北大生活回忆中，完全忽略同时期父亲曾经在北大工作的事实。不过，中毒“理工科至上”，是后悔不回来的，所以下面的回忆，很惭愧基本上只限于非学术方面。算是略略可以有助于体会一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变迁吧。

 

我父亲王起，字季思，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我入学北大以后不久，父亲就应邀到北大讲学一个时期。父亲的到达和离去，我仿佛都并不知觉，——也可能是对我说过的，但是当时不会想到接送，他自己来自己去就是了，也就没有在意具体的到达和离去。只记得他住在北大最北边的专家招待所，用一个套间。外间是比较大的书房，首先是比较大的书桌，其次还有便于接待访客的椅子和小茶几，内间是卧室和浴室洗手间，都比较考究。据说当初修建专家招待所，目标住客主要是苏联专家。

1960年春天的一天，父亲召集我大哥、我美娜姐和我，一起在专家招待所的餐厅吃晚饭。我进入专家招待所说明来意以后，前台的老头回应说：“哦，少爷来啦。”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也是我后来基本上不再走进专家招待所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也反映我心理有点脆弱。

餐厅在招待所向东连接过去的独立部分。餐厅的女侍应过来招呼的时候，对我父亲说：“王先生好福气啊。”这就不那么刺激。

那顿饭吃的是比较好的，三四个菜，白面小馒头，好像还有汤。相当于现在温饱解决以后大家平常吃饭的平均水平吧，肯定远远没有达到现在偶尔讲讲排场结果剩菜不少的程度。事实上我们饭菜都吃得很干净。

不过第二天，我就拉肚子了。这虽然没有料到，倒也并不奇怪，因为转入1960年以来，学生的伙食已经基本上没有油水了。几个月没有油水，忽然一天吃得像现在一样颇有油水，肠胃马上受不了。这也是我在《五十年前读北大》中说不喜欢集中一顿吃得特别好的原因，喜欢均匀一些的伙食。

一次，有人托我送一份东西给父亲，我辗转在吴组缃先生的寓所找到他。吴先生住在朗润园一带一座四合院平房里面。我找进去的时候，吴先生正在与父亲议论什么事情。我听得吴先生说：“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恐怕也是当时大学者们的普遍心态吧。别的我都听不懂。

 

大约在1962年，父亲又来到北大。这次是教育部的课题，从全国高校组织力量，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领衔，编写《中国文学史》。这次父亲在北大工作的时间更长。一次在父亲工作的房间，一位三十岁光景的壮实男子送进来一叠资料。他走了以后，父亲跟我说，这位年轻教师被划为右派，不过他学问很好，所以请他来编写组，参与资料工作。现在想不起那年轻右派的名字了，但是如果别人提起，相信我一定能够确认。

因为这个课题而来到北大工作的外校教授，住在专家招待所西面的“十三公寓”。公寓的住宿和工作条件，比专家招待所差很多。吃饭的地方也比较简陋，就像现在城镇最经济的小饭馆那样，三两张桌子，以及相配的凳子，只是环境干净清爽一些，不像一些小饭馆那样还有不少别的杂物。记得有一次我随父亲到那里吃饭，说起什么事情，听到两年前在专家招待所见过的那位女侍应对我父亲说：“王先生，现在不能跟前年比啦。”父亲还跟我说，几位老教授吃饭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吃到最后，会用手上最后一小片馒头，擦干净饭碗里面沾着的稀饭，送到嘴里。

父亲一直喜欢喝点酒，常常只是普通的黄酒。他好像不偏好大鱼大肉。一个周末，他约我到十三公寓，说伙房给他煮了一大盘鸭头，让我和他一起享用。其实我缺乏对付鸭头的耐心和技巧，所以面对美味的鸭头，也只能囫囵着咬咬吮吮了事。这让父亲觉得有点糟蹋，不过倒也没有责备。

关于这盘鸭头的来历，父亲对我有详细的交待。原来，他们有时候有点鸡鸭吃，却让他发现，从来没有看到鸡头和鸭头。询问之下，才知道尽管经济困难副食供应可怜，每次难得有鸡或者有鸭，厨房还是会把鸡头鸭头扔掉。于是他就“不耻下问”，提出下次有鸭子吃的话，是否不要把鸭头扔掉，留着煮熟了给他。厨房欣然同意，成就了眼前的美味。我没有听说鸡头有类似的故事，那恐怕是因为鸡头比鸭头是差得太远了。

离开广州到北京上学，虽然只是简单的学生伙食，却还是让我体验了一下差异的饮食文化。后来又到上海教书当孩子王，“拉练”和半年下乡的时候，住宿吃饭都要管，这都让我发现，南北对于肉食和蔬菜，有不同的风俗和偏好。例如广东人对于动物内脏，是不舍得丢弃的，甚至可能更加偏爱。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崇明的猪肝仍然卖得比猪肉便宜。这在广州看来，真是弄颠倒了。

 

有一天，父亲让我陪他去海淀。原来，他有一瓶五粮液想喝，而附近可以找到小菜的地方，就是海淀了。我不懂酒，只是陪着沾沾嘴唇。那天下雪。回来的时候，雪下大了，我们沿着颐和园路的北大围墙，慢慢往西校门走。想不到突然一滑，父亲摔倒了，我赶忙把他搀扶起来。知道没有大碍，酒瓶也仍然完好，就扶着他在雪地里小心地走回十三公寓，一时相依为命。这个画面，给我留下难得的记忆。

现在回想起来，才醒悟父亲当时其实只有五十六岁。这让我惊讶，在自己只有二十岁的时候，居然可以觉得一位不到六十岁的健壮长者，已经完全是一位老人。我现在七十岁过了，脑海中却很难时时自觉自己已经是一个沧桑老人。再追溯回去两年，前面提到的专家招待所跟我说“少爷来了”的“老头”，其实应该只有四五十岁的样子。只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十八岁，就把那样壮年的北京人归入“老头”之列了。这真是一种有趣的“年岁相对论”。

这次父亲来北大参与教育部项目编写《中国文学史》，时间跨度至少有两个学期。1962年暑假结束，我和父亲乘坐同一班火车回北京。我当然是硬座坐到北京，但是也到父亲的软卧车厢走走。与父亲同一个车厢的是解放军的一位上校军官，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他从广州去北京香山附近的军事科学院进修。当他知道父亲去北大是没有车子来接的，就邀请父亲随他的车子去北大。因为顺路，父亲也欣然接受。到了北京走出车站，一辆军用吉普车已经在等着上校了。我和父亲和上校说了再见，就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去了。

父亲与她在北京的妹妹感情很好。早在抗战时期，她妹妹到延安从军，父亲就在温州的报纸上写儿歌形式的新诗，名义上是给我姐，其实是写妹妹，句云：“要学当兵小阿娘”。父亲在北大工作的时候，他们来往比较方便。有时候他与妹妹妹夫一起到香山散步，会把我也叫上。记得第一次随他们去散步，是我们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听我说寒假我们一天也没有放假，而是被政工干部召集以“打擂台”的方式编写“无产阶级的数学分析”，政工干部不仅夸奖一年级的同学思想最解放，而且夸奖一年级的同学水平最高。快人快语的姑父就说，那还办大学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