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契约本质

大家在争论《婚姻法》修改草案，焦点是“判决离婚”更难好不好。有人崇尚道德约束，主张严惩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也有人崇尚自由，认为法律应该宽松对待“人性的张扬”。这两种观点，各有适用的场合，也有不适用的场合。那么，难道就不存在中间道路，可以两全其美吗？——我们先从“敲竹杠”入手。 

婚姻中的敲竹杠 

什么是敲竹杠？两个农民约好长期合作：一个负责施肥，另一个负责收割。施肥在先，收割在后。但是，施肥者一旦作完贡献，就再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届时，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的手里。收割者会萌发反悔的意图，不按约定的数额给予补偿，甚至干脆把先前的施肥者一脚踢开。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广泛讨论的“敲竹杠”行为。 

我们知道，男女的“黄金时段”是不同步的。女性的黄金时段来得早：美貌、肤色、身材、生育、哺乳，都集中在青年时期，到中年就已经大功告成。男性则相反：风度、事业、财富、经验，往往要到中年以后，才初露端倪。事业有成的中年丈夫，抛弃早年为家庭贡献良多的妻子，是常见的“敲竹杠”行为。美国一些统计表明，尽管离婚要分家产，但离婚后，男性往往还是过得更好，女性则往往更糟。 

男女结婚，图的就是长期的合作和保障。婚姻契约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一个52岁的已婚者，是否应该为自己25岁时签定的婚姻契约负责呢？当然应该负责！所谓“负责”，就是指破坏婚约的人应该承担较重的代价。 

特别要向开明人士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到“重合同，守信用”。这并不是“封建守旧”，也不影响大家展现人性。在期货市场上，你可以袖手旁观，不参与买卖——这叫“个性自由”。但是，一旦作了承诺，到时间就要交货，你不能到那时才说“人性的张扬”，拂袖而去——这叫“不守信用”。 

当然，根据现行的法律，婚姻是“可撤销”的。但是，既然婚姻是一份长期契约，而且婚姻中常常出现“敲竹杠”现象，那么《婚姻法》在容许离婚的大前提下，对“判决离婚”增加一些障碍，向“被敲竹杠者”提供更多的照顾，让“违约者”承担更大的代价，从而补偿他们“不守信用”对对方所造成的损失，就都是合理的设计了。 

各人对变法的对策 

那么，对“被敲竹杠者”的照顾，或者对“违约者”的惩罚，多少才算“恰如其分”呢？永远不知道。在这方面，没有“科学原理”或“国际标准”可供推断。我国《婚姻法》最后的修改结果，将与各种力量的造势和立法者的个人偏好有关。 

但是，那不要紧。不管《婚姻法》修改成多严厉还是多宽松，受影响最大的只是颁布法律时已经结婚的人。对于尚未结婚的人，他们会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合理预期，保护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人生活的甜酸苦辣，将逐渐回复本来应有的程度。离婚变得更难以后，离婚的人的确会减少，但结婚的人也会减少，而现在不结婚或推迟结婚的人，或许就是法律修订前容易离婚的人。 

如果离婚更难了，那么自认为“前途看涨”的人，择偶就会更加谨慎，结婚的平均年龄就会推迟，选择不结婚的几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离婚将来更容易了，那么年轻女子择偶时，就会更加谨慎，“可靠”、“有安全感”、“有责任心”、“事业已经定型”等品质将更受欢迎；而“浪漫”、“有才华”、“英俊”、“有气质”等品质则会贬值。 

宽容多元生活方式 

现在中国出现的离婚率上升的现象，不是法律不够严密造成的，而是因为人口流动，经济起飞，生活状况和生活观念急速转变等因素造成的。平均每个人一生中的伴侣数目将要增加，那是难以阻挡的趋势。修订法律并不能改变这个现实。法律修订后，问题不会消除，而只会以别的形式出现。 

为了方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社会上适婚男女长期保持1:4的比例，男少女多，那么规定“一夫一妻”有用吗？只能好象有用。婚外情将很普遍。如果加强检控和惩罚，那么男人们就索性不结婚。不管怎样，每个男人平均要应付四个女人的结果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什么方式罢了。战后一些男丁锐减的国家，提供了类似的例证。 

我们可以修改婚姻法，使婚姻契约变得更庄严和神圣。但这么做，人们就不轻易结婚了。于是，社会就应该一并宽容地接受其副作用，即“婚姻的替代形式”将会增多，包括同居、一夜情等等。这些两性关系的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都是自愿的。只要是各方当事人都自愿、默许、或容忍的关系，法律就不应贸然通过“公诉”的方式来干预，因为那些是“没有受害人的违法”。 

要是可以自主挑选婚约范本就好了。婚姻法最好给签定婚姻契约的当事人留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定制某些细则。我们跑到婚姻登记处，挑选满意的婚约范本，向范本的设计者交纳一笔专利费用，酬谢他巧妙周密的设计；再向政府交纳一笔管理费用，抵偿政府监督契约执行的成本。到时候，虽然签定了“海枯石烂婚”，但还是要提出离婚？那也是允许的，只是得倾家荡产罢了。 

（原文发表于《21世纪财经报道》 2009-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