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上最严交规”说起

北京大学副教授 徐建国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

2013年1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厉的交规开始实施，开车 出门着实有点紧张，因为一下子不知道怎样开车了。本来绿灯是通行的，可现在变成最大不确定性。远远看见绿灯，担心突然变黄刹不住，于是提前减速，害得后面 的哥们差点追尾，狂按喇叭。好不容易上了快速路，紧张情绪稍有放松，面对空荡荡的马路又有点不习惯；而且限速只有60公里，一不小心就超速了，超速可是要 罚3分的，四个不小心驾照就没了，开不了车在北京可是有诸多不便的。

这史上最严的交规，立意应该是好的，其中有很多合理的成份。可是变化之突然和剧烈，让人着实很不习惯。习不习惯也得去习惯，这大概是很多人心里对自 己说的话，拟或是立法者心里想对我们说的话。可是仔细想一想，这里面折射的问题和理念值得深究，特别是把突变的交规和渐变的改革放在一起的话。

观察中国改革的人，都熟悉一个词，叫作“渐进式改革”；与之对应的，是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突变式改革，或称“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的理念，在于 市场化运作需要很多相应的准备，比如制度基础，机构设置，法治环境，行为习惯，这些东西需要慢慢培育，慢慢改变。而且改革措施之间也需要配套和协调，这样 才能避免剧烈的波动，防止不稳定放大改革风险。渐进式改革也有不利之处，比如改革过程中可能培育了改革的阻力，路径相依导致改革难以推进等等。渐进与激进 改革的优劣不是本文的话题，也绝非一篇短文能说清。这里的要点是，渐进改革可能不是最优，但至少有其合理的成份。

可是这次交规的变化，却一点也不渐进，与中国改革的一贯做法截然相反。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没有阻力的原因。经济改革总要相对伤害一部分的利益，因 此有阻力，特别是利益相对受损的人还有很大的话语权的时候。可是交通法规的变化，虽然影响很多人的日常出行，可是这些人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一下子就来了 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渐变也好，突变也好，学者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理论和证据来支持与反对，可是最终决定历史演化路径的，从来就不是这些理论或者证据。

法规可以一夜之间改变，可是路还是那些路，人还是那些人，上班的时候还是要赶时间，追尾了要修车，迟到了要扣工钱，受了气只能往肚子里吞。回家喝了凉水消了气，忍不住还是要问，这交规到底是为了谁制定的？难道不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提高出行便利？

倘若真的如此，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交规到底合不合理。比如说闯黄灯，本来是个红灯与绿灯之间的缓冲，起警示作用。现在倒好，搞得要么看见绿灯提前减 速，要么就得急刹车。开车的人都知道，急刹车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很容易出问题，开车最好避免急刹车。可是远远提前减速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增加出行时间、导 致更多拥堵、增加燃油消耗、带来更多污染等等，都是背后的成本，不知史上最严交规的制定者们有否充分考虑过这些成本。

再比如超速罚分。本来这一条无可厚非，而且平时北京堵得厉害，没什么超速的机会。可是元旦放假那天面对空荡荡的马路，还是不禁要问，我们的限速是否 也要酌情调整。如果说四环80公里，五环90公里的限速还算合理的话，一些快速通道，比如说万泉河快速路，只有60公里的限速很让人费解。作为比较，国外 普通公路的限速一般是40－50英里，也就是64－80公里，危险和特殊路段，比如学校旁边，会低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的快速路的限速要低于人家的普通公 路，真不明白为什么。其实交通并不是越慢越好，而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才会有省时省力省心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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