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关系阻挠去产能 调整结构须多管齐下

　　政府不应过于追求经济增速，而是要下定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更重要的是去产能化任务没有实质性展开，这个任务被我们特有的政企关系所阻挠。以光伏产业为例，4年前还是新兴产业，4年后就成为过剩产业，背后不完全是市场的因素，还有各级政府的原因，人为培育新兴产业，出现了“高水平”重复建设。不管国外是否双反，既然面临去产能化的压力，就应该选择让市场自己去调整，过程可能比较残酷，但是调整的时间会比较短，而且相对彻底。

　　证券时报记者：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是2013年我国经济的一项工作重点。在您看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为何提到如此高度？

　　滕泰：事实上，中国目前应该担心的显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钢铁、汽车、水泥、煤炭、化工、低端电子消费品等领域的严重产能过剩局面正在日益显现。如果资金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下滑，转型和就业的压力就会显著增加。

　　高培勇：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是万众一心，全力去保增长，当这样的政策实施5年之后，我们现在不仅有保增长任务，还有调结构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为了实施保增长，对于结构的调整还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说产能过剩，这里面有长期矛盾的积累，也有长期实施扩张性的、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的副作用。

　　范剑平：政府不应过于追求经济增速，而是要下定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同时还出现一种情况，即去库存化之后有个去产能化的过程。我国过去经历过很多次去库存化，但是没有真正经历过去产能化，如果不淘汰落后产能，很难走出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这是本轮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的特点。

　　去库存化有两个最重要的技术节点：第一就是工业库存的增长率要低于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出现相对减库存；二是工业库存出现负增长，即绝对减库存。现在还没有出现工业库存负增长，甚至相对减库存都没有到。所以即使经济见底，基础还是非常脆弱，减库存越彻底，经济反弹越有利，如果拖泥带水，反弹就会乏力，甚至出现反复。

　　更重要的是去产能化任务没有实质性展开，这个任务被我们特有的政企关系所阻挠。以光伏产业为例，4年前还是新兴产业，4年后就成为过剩产业，背后不完全是市场的因素，有各级政府的原因，人为培育新兴产业，出现了“高水平”重复建设。我国钢铁行业经过50年的发展，现在成为过剩行业，而现在4年时间就可以让一个光伏行业成为过剩行业。不管国外是否双反，既然面临去产能化的压力，就应该选择让市场自己去调整，过程可能比较残酷，但是调整的时间比较短，而且相对彻底。

　　产业结构调整须多管齐下

　　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主要靠科技创新。但从现实条件来看，中国不是创新至上的社会，相应的科技创新体制还不具备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条件，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安排没准备好。具体而言，从产权保护到科研人员的待遇、政治地位及自我实现感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欠缺。所以，尽管宏观层面制定了创新驱动战略，但在社会氛围、社会制度和政策安排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该战略难以落地。科技创新需要自由创新的氛围，需要全社会和市场的尊重，但我们现在缺乏这种氛围，我们需要有一种创新至上的制度安排。

　　证券时报记者：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方面，您建议，2013年应出台哪些切实的举措？

　　范剑平：如果让政府有形之手去干预市场的无形之手，地方政府都想挤垮其他地区的企业，会延长调整的时间，推迟去产能化的过程。中央政府解决周期性调整的问题已经非常卖力，但在结构调整方面，政府应该把握好当前的时机，不要因为有形之手错失了调整的好机会。稳增长和调结构应该并重，不解决结构问题，增长也是稳不住的，并且是低水平的。

　　陈道富：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一是要加大对设备改造、升级的税收支持力度，如加速折旧等。二是要完善兼并收购的有关制度、政策环境，适度提高行业的集中度。我国尚不允许发行并购债券，在股票融资（审核周期长，标准高）、银行贷款（担保要求高，不利于民营企业并购等）以及税收制度上，也存在不利于兼并重组的各种规定。对并购所需要的审批程序过于繁杂，与并购所要求的时效和保密并不吻合。三是为服务业及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从而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专业化的环境。四是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加强政策引导，要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只有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在产业内部优化过程中，逐步化解过剩产能，才有可能实现过剩产能的有序调整。为此，除了在产业方面的直接政策支持外，还需要在金融环境和融资制度上加大改革力度，避免因制度不合理，如贷款期限不合理但又不能展期等规定，带来企业不必要的困难。

　　贾康：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面临迫切的调整、优化任务，提高增长质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充分运用税收等依法、规范的经济杠杆，而结构性减税正是在运用税收杠杆时可配之以提升有效供给、促进结构优化的鲜明导向，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贡献。

　　马晓河：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是从过去的以重化工为主的重化工阶段转向改革开放后的六优先阶段，其核心是轻工业优先，实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劳动密集产业又开始向重化工业转型。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产业结构变革是从重化工业和高加工行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产业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转换比较慢，风险也比较大。

　　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主要靠科技创新。但从现实条件来看，中国不是创新至上的社会，相应的科技创新体制还不具备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条件，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安排没准备好。具体而言，从产权保护到科研人员的待遇、政治地位及自我实现感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欠缺。所以，尽管宏观层面制定了创新驱动战略，但在社会氛围、社会制度和政策安排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该战略难以落地。

　　科技创新是慢变量，落实到产业层面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更是慢变量。在举国体制下，做总量容易，但科技创新是要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需要自由创新的氛围，需要全社会和市场的尊重，但我们现在缺乏这种氛围，我们需要有一种创新至上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