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随着“传统红利”优势递减，新时期如何开启新红利？就此问题，《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廉价劳动力红利等“传统红利”的优势正在递减，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红利”，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迟福林：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呈现递减趋势，但这其中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例如，目前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在减少，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还会产生人力资源增加所带来的红利。原来某些靠出口、投资拉动的红利也在减弱，但消费升级会带来新的红利。应当强调的是，新的红利产生是一个国家转型升级的必经过程，但更有赖于制度创新。

　　日报：你认为“改革红利”是什么，为什么在此时重提“改革红利”？

　　迟福林：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是过去发展的35年所证明的。改革红利释放是支撑中国未来10年7%~8%中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我先说一个数字，在未来8到10年有多大红利？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消费和投资需求在未来8年达到上百万亿。那就是说，第一，我们的消费总规模将翻番，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第二，我们的投资规模，4亿农民工进城变成市民也有4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入。百万亿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红利，但要获得这个红利需要依靠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十八大”以后，我们最大的机遇是消费需求的释放和消费结构升级，这在未来5年～10年极为重要，如果这个解决得好，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以内需为主要支撑力的中速增长阶段。

　　日报：释放“改革红利”关键在哪里？

　　迟福林：我认为释放改革红利关键是六个字：机遇、潜力、红利。

　　这其中，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我国最大的机遇。再一个城镇化是未来最大的潜力。2011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高达51.3%，但实际人口城镇化率才约35%。在未来8年，人口城镇化，加上投资需求，内需规模可能达到近百万亿。最后要认清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比如消费需求的释放，有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人口城镇化则有赖于农村土地改革等。

　　所以抓住这个大机遇，释放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恐怕关键是改革。我总结为：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