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目前还是引而不发为好

证监会日前表示，IPO开闸尚无时间表。这至少表明，新官上任的肖钢主席并未急于重启IPO。也就是说，人们所期待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或仍将有继续向前推进的希望，不会为了让排队等候的800多家在审IPO尽快上市而走过场。

IPO重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有时间表的，即拟IPO企业3月31日前向证监会报送自查报告，从4月份开始，证监会的相关审核部门，将对自查报告予以审核。IPO开闸怎么也得等到核查工作全面完成之后再说。按照原来的说法，这一过程有可能需要延续到６月份。另一种则没有时间表，笼而统之地说，按照年初监管工作会议的部署，证监会也在继续研究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制定相关配套规则，继续做好新股发行核准有关工作。

人们注意到，这两种说法一实一虚，前者具体明确，后者则不无虚晃一枪之嫌。郭树清时代在新股发行规则方面虽然修订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细节，其实并无实质性的改革。收回了“IPO不审行不行”的惊天一问不说，还用限制炒新取代了对IPO根本宗旨的重新定位，反而给新股发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重新带来了比以往还多的行政性管制成份。肖钢时代的IPO如果只是简单地复制和重复郭树清，那么，未来的所谓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也许充其量也就不过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不可能对“重融资轻回报”的体制性弊端有丝毫的改变。这正是市场对IPO如何解读新官上任的肖钢在接任之际所表示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格外敏感的道理之所在。

IPO核查尽管据说很严厉，并且也暴露出了很多为了达到圈钱目的而不惜造假的问题和吓退了一些自知有问题的拟IPO企业，但是，由于这种自查和核查从整体上来看并没有改变“重形式轻实质”的老毛病，而且对IPO过程中司空见惯的造假现象也仅仅只是满足于吓退了事，并没有追根刨底，举一反三，进一步探寻和制定从源头上防范造假和杜绝造假所必不可少的相应制度性措施，也没有对原来由于犯罪成本过低而对造假行为缺乏所应有震慑作用的惩戒机制和赔偿机制亡羊补牢，作出任何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因此，这种“轰轰烈烈搞运动，认认真真走过场”的所谓自查和核查，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反腐打假，也起不到什么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积极作用的。事实上，对于谙于此道的老运动员来说，雷声越大，越是不值得害怕，雨点一小，不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故态复萌了吗？来自证监会周边打印复印店的消息告诉我们，不待严查的风头过去，自查申报材料就开始扎堆上报，谁能保证其中还有没有滥竽充数蒙混过关的南郭先生呢？堆积如山的申报材料考验的与其说是证监会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精力，还不如说是证监会继续做好新股发行核准有关工作和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耐心和决心。

根据证监会负责人的说法，肖主席上任近两周的十多天，在抓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一直在进行调查研究。“肖钢十分重视社会各方意见，已经关注到媒体及网络的相关报道，对大家的建言献策会抓紧研究。”这充分反映了肖钢先生所一贯身体力行的务实作风。同时也表明，肖钢主席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至少就IPO而言，未必就是有些人所解读的“郭规肖随”。

孟子曰：“引而不发，跃如也。”IPO就像引而待发弦上之箭，等待的不仅是时机，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认准目标的适宜心态和正确方法。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且投资者信心也没有恢复之前，仅仅根据在审IPO自查核查进度来制定IPO时间表，并匆匆忙忙地开闸重启，显然是不合适的。

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将信息披露的责任和义务归位给了市场主体，但在行政审核体制没有退位之前，这种归位其实依然还只能是对号入座的形式逻辑重复，而不可能成为实在而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这主要就是因为行政审核体制不仅依然还在以自己的越俎代庖代替市场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判断，从而不可能充分避免权力对市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违背市场意志的干预和支配，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行政监管权力的过度扩张压缩了法律保障的空间，IPO信息披露造假成本过低和投资者保护不到位的问题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种所谓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不过只是说起来似乎非常好听而已，既不可能根本改变IPO造假横行的风气，也不可能根本改变“重融资轻回报”，又怎么能够据以代替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推进呢？

IPO不能降格以求，不能因为排队等候的拟IPO太多而不顾时机成熟不成熟而迫不及待地仓促开闸，也不能因为改革难度太大而降低目标和标准。新来乍到的肖钢先生在比较充分地熟悉情况和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之前不急不躁，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大有必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身边的人越是着急，你就越是急不得。IPO的盲目扩张在伤害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动摇了资本市场根基的教训谁也不能置诸脑后。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为了防止迁就了少数人的利益要求而伤害了大多数投资者，至少在目前，IPO还是多听听市场的意见，引而不发为好。这是深化改革的需要，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需要，也是资本市场保持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