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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发布时间:2013-3-11 9:11:27 来源:中国企业家 【字体:

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