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会农民进城是新型城镇化弃旧从新关键点

“城镇化”俨然已经成为最热的词汇之一，来自学界、官方、城市市民的声音铺天盖地，可是，与城镇化关系最紧密的群体——农民工或者目前虽未进城，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将来很有可能要进城的农民，他们却鲜有发声。

“他们”过得如何？

小王，河南人，圆通速递快递员，负责国贸片区的快递业务。那是北京最繁华的地带，商务楼鳞次栉比，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从他的片区往西不远，就是密集的使馆区，再往西，就是世界一流的国家大剧院以及商业中心王府井、西单。可是，这些繁华都与他无关。

每天，他骑着电动三轮快速地穿梭于北京最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间，却无暇留恋，因为，他不但没有足够的钱去消费，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欣赏。

“留下来？不可能。买不起房子，怎么安家啊？就是租房，一套一居4000多，也付不起房租啊。”小王从来没对留在北京抱有希望。

刘薇，四川人，餐馆服务员。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的她，每个月工资2500元，没有保险，每月只有一天假期，甚至因为餐馆生意不好，还经常被拖欠工资。“老板说要在这工作满两年才给上保险，但生意这么差，服务员都呆不住，还没人能干满两年呢。想换换，可好像情况都差不多。”

没有一技之长，刘薇在城市中的选择少之又少。

张帆，河北人，某民企中层。张帆属于“混”得很成功的那类，虽然是个农村孩子，但凭着自己的刻苦勤奋，来北京打拼十几年，却也终于站稳了脚跟，年薪三十几万，买了房子、车子，安了家，一个女儿也已经15岁了。“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北京人了，就在今年之前。”

原来，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龄，而他，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孩子就学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我才真确地感觉到，我不是北京人，我只是过客。户籍就像一道藩篱，我能看到对面的风景，却不能跨过去。”

老刘，北京大望京村拆迁户。大望京村的拆迁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关注，原因就在于几乎全体村民都因为拆迁而一夜暴富。大望京村拆迁农户每家补偿款平均300万元左右，六七百万的估计能达到20%，村里的宝马、奔驰一夜之间增加了几十台。

50多岁的老刘拿到了360万元的拆迁款，给自己和儿子各买了一套房，还剩下100多万元。一切似乎都很完美，可当事人老刘却并没有那么开心。有了房子和存款的儿子和儿媳辞掉了原来的工作，自动转变为无业人员。“才30多岁，就开始坐吃山空了，能吃几年呢？并且，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算怎么着呢？”

小王、刘薇、张帆、老刘……他们正是这一轮城镇化的主体。

他们有的为住房发愁，有的没有劳动保障，有的为户籍所困，有的，则怀揣巨款却不知如何在城市中获得价值……

事实上，困扰他们的因素，也正是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难点。

居有其所有多难

“准确地讲，就是住房贵限制了农民举家迁移进城。他们选择的只能是做一个农民工。”经济学家茅于轼把住房问题视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

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对这个问题也尤为关心，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自己的建议。

在钱学明看来，解决房子问题，让农业转移人口具有其所，是保证其市民化的核心要素，而途径，就是设立政策性住房优惠贷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如果没有住房先给户口，会有形成贫民窟的危险。设立此项贷款，就是政策性地解决住房问题。”

首先，要明确贷款对象。贷款对象设定为在城镇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一定积蓄的农业转移人口。由个人申请、乡镇及企业分别提供户籍与工作证明，县级以上政府审核并公示；同时建立全国统一档案以杜绝虚假申请。

其次，规定贷款数量。一次性给予每户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优惠贷款20万元左右，用于购买商品住房(一般的中小城市60平米的住房约20万-30万元)；同时出台细则，规范此类住房的转让。

再次，调控贷款规模。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确定年度贷款总规模。如果申请人数超过当年贷款额度，可采取摇号等办法确定贷款人。

最后，财政补贴利息。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利率应低于公积金贷款，由政府给予商业银行利息补贴，中央财政按地区给予转移支付或适当补贴。

钱学明还总结了这个办法的优势所在，一是操作简单。有能力有条件者申请，商业银行贷款，购房者自主选择住房，完全市场化。二是财政负担轻。相对于政府主导征地搬迁、为农业转移人口建设公租房、廉租房而言，财政只需负担利息补贴。三是进程可控。各地根据城市发展规划设定贷款总规模，能够实现有序推进。四是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低。由于严格设定了贷款对象和贷款数量，贷款人的负担不重，在公积金的帮助下，完全可以完成还贷。

对于解决这个问题，茅于轼则看到了更多的客观困难。

未来二三十年中要进城定居的农民大约有6亿人口，差不多是现有城市人口的一倍。因此，茅于轼指出，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完全靠市场，让农民工自己买房，也很少有可能。所以解决的方案必定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

具体的办法可能是由政府或开发商兴建大量廉租房，以低租金租给进城的农民。这完全不同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涉及产权，而且是低标准住房，建筑成本很低。住户所付的租金可能不足以补充建房的利息和折旧，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补贴。有了补贴就有可能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来开发。等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收入普遍提高之后，可以提高房租，或逐渐转为一般商品房，可以交换成为私人住宅。

“这样的政策应该及早实施。让过去一直受歧视的农民获得一些补偿。不但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加速城镇化。”茅于轼指出。

权益保障如何破题

住房是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面临的最大难题，而权益保障，则是他们最迫在眉睫的难题。

“从内涵上讲，进城农民属于城镇人口，属于城镇化的一部分。关键问题在于，农民进城以后，无论他们在城市工作、居住的时间有多长，都无法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一方面要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福利和保障。”

事实上，随着对城镇化本质越来越深入的探讨，这样的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

民建海南省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施耀中就打算在这次两会期间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施耀中指出，侵害农民工劳动权益的“顽症”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目前还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为此，对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需要从多方面下手。

首先，要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要推动雇主或单位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实现由口头协议式管理向规范化的劳动合同管理的转变。临时性、季节性使用农民工的雇主或单位，推行简易劳动合同文本，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加强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设，将农民工纳入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范围。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和合理增长。

其次，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实行分层分类保障。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努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适当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对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建立低门槛的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以便进可转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退可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再次，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要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督促和指导使用农民工较集中的雇主或单位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队伍建设，保证财政经费投入，强化日常巡视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不签订劳动合同、欠薪及不提供劳动保护等违法行为。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对举报投诉侵害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

最后，提高农民工的维权能力。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劳动权益。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精简程序，加强调解，快速处理。农民工诉讼的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要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确保经济拮据的农民工打得起官司。

此外，还要营造尊重劳动环境氛围。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农民工的重大贡献与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规政策，教育和引导雇主或单位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意识，公开曝光一批严重侵犯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的典型案例，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农民工劳动、尊重农民工劳动、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

除了住房、户籍、权益保障等，解决老刘们面临的难题，引导进城农民融入城市也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就目前看来，这仍未得到很好地解决。

“从本质上说，城镇化的本质可以概括为4个字——农民进城。”肖金成的概括可谓精辟，而把握好这个本质，却有太多的困难需要突破，路远且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