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岂能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

近日，山东潍坊污水排放事件已成了一场乌龙式“罗生门”，网友爆料潍坊很多企业向地下排污，在被当地政府否认后，又出现了当地环保局向企业是否下发《环保紧急通知》以应对媒体暗访。而这一事件并不太光彩的起承转合，为真相衣织出了复杂而神秘的遮丑面纱。

目前媒体按图索骥的电话求证了该份“通知”的存在，且系潍柴控股集团所发，而是否系当地环保局的通知尚待更多信息明辨。不过，这些如今已不再重要，舆论已倾向于系当地环保部门所发，斥责为监管被俘获问题；尽管不排除舆论的倾向性认定是“谣诼”并非“真相”，但这恰透析出一个更需发人深省的公权失信问题。

公权失信表现为部分监管机构频繁为各种负外部性事件信用背书，使舆论先验性地对政府权威信息不信任，但其本质上是公私失范触发的公地悲剧和经济社会趋向失序风险。近年来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制造着堪称世界之最的健康赤字，恰根源于独揽外部性治理的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被锻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使中国具有了其他国家无以比拟的全社会资源调动能力，但这种举国之力的经济绩效增长却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行权边界，使企业外溢的各种负外部性缺乏完全超然的公共监管制衡力量，导致公地悲剧和监管被俘获问题，在政府和企业耦合着或隐或显的利益纠葛中难以获得有效规制。

在经济增长作为政府行权的主要绩效下，地方政府往往在牵涉到经济增长的企业运营负外部性方面，倾向于呵护经济增长，而把企业出现的各种环境污染等作为经济增长的必然隐痛，并把其看作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使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克相生。同时脱胎于计划体制的政府行政职能(诸如质检、环保等)，其标准的设定主要基于企业可承受能力(国家标准蜕变成权力与准权力的隐性市场租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承载能力更多是一种参考指标，一旦出现企业污染事件，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绩效考虑，其公共治理更多是探寻息事宁人的方案，致使许多制度器皿的设计隐含着监管被经济增长和企业俘获问题，如监管流于形式，部分监管执法人员为企业通风报信，甚至权力行径于市场中寻租等。

当前以PM2.5为主的空气污染触发人们谈天色变，企业违规排污等导致全国三分之二地表地下水系污染，这些本不应然地与经济增长相伴相随的问题，在部分专家言必列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之案例和现实理据，感叹经济增长与健康赤字的宿命等下，暴露的不仅是中国粗放经济带病增长下健康赤字的突兀，更穿透出政府与市场行权边界的模糊，及公私失范下的监管被俘获问题。毕竟，带有健康赤字的经济增长对企业与地方政府是双赢，而治污是对双方即期经济绩效的折损。可见，当前潍坊污水事件的乌龙式罗生门化，恰是公私失范下社会的普遍性疑思。

由此可见，防止监管被俘获，首先需拆除公权直接进入市场左右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权限，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务实地把权力锁进制度笼子，让市场在基于市场逻辑的制度器皿中得到呵护和善治。同时，还需拓宽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维权渠道，引入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等制度，增加失信和败德企业的市场生存成本，构建市场自律的制衡体系，弥补公共监管难以逾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此外，唯有如此才能把业已绑在经济增长战车的公权力解脱出来，专司公共服务和公共外部性治理，并在公私边界清晰的脉动上清理监管被俘获的裸露者，使经济增长成为消除健康赤字的正能量，让政府在公共服务和公共外部性治理中充实提高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