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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新常态“形”与“势”

发布时间:2013-2-18 17:51:03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字体:

  理解经济数据,要将其放入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背景下考虑,面对新阶段的诸多挑战,调控政策和企业决策都应有所调整

  分析形势,“势”比“形”重要,把“势”认识透彻,“形”就在其中了。2012年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发布,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已然下了一个台阶。这就是2013年的“势”,把握了这个“势”,再来讨论“形”的应变,就万变不离其宗了。

  阶段性变化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考察中国经济,事实上中国的经济调整在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了。

  2007年3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就逐步放缓,当时经济偏热,增速放缓是主动调整的结果。到2008年3季度,沿海外向型企业出口订单大幅下滑,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开始采取系统性应对方案。2008年末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1季度,经济增速回落至6.6%的谷底,从2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强劲反弹。随着刺激计划能量逐步释放,从2011年1季度开始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回落,直到2012年4季度企稳回升。整个过程大致是一个不对称“W”型。

  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至7.8%,是1999年以来最低增速。这表明,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认识这个“势”有助于把握经济增长趋势,未来有些年份经济增速可能会升至9%以上,但总体上将围绕7%-8%基准线上下波动。

  中长期因素

  这一轮经济放缓有短期因素影响,但中长期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劳动力成本不可逆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水平将趋于下降。

  首先,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新增劳动力总量减少,劳动力供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工资成本将趋于上升,低成本优势将逐步减弱。

  二是储蓄率向下调整。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随着老龄化加快和人口抚养比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等支出大幅增加,储蓄率将逐步下调,投资率也将趋于下降,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难以维持。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难度增大。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率下降,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增速将会趋于收敛。

  如同其他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一样,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这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前,中国经济依靠扩大产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子越来越走不下去了。今后一个时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体制变革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新常态”挑战

  中国经济增速进入7%-8%新常态,将面临哪些挑战?

  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随着国际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矛盾逐步凸显出来。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风电、光伏等新兴行业领域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

  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企业面临人工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

  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隐形财政负担,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逐步积累,在增速放缓后,各种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

  应对的举措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要更加稳健审慎,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引发各种风险。比如,在潜在增长率水平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过度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不仅不会提升经济增速,还会使经济运行陷入“滞涨”风险。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求更多关注供给面的调整,强化制度创新,化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制度性因素,推进市场导向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从今后一个时期看,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推进产业兼并重组。产能过剩是倒逼结构调整和产业兼并重组的有利时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第二,加强企业研发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平台,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向企业转移机制。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第三,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吸纳国际服务外包,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支撑作用。

  第四,支持企业“走出去”建立生产基地。支持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推进中国制造业向精深加工化、服务化主导转变。鼓励企业建立全球生产网络,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第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更好地发挥中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