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公开信如何解决世界最大的问题

　　要让21世纪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可以从中大量借鉴的是工业化时代的标志：蒸汽机。

　　正如威廉·罗森(William Rosen)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创意》(The Most Powerful Idea in the World)一书里所述，利用蒸汽动力需要诸多方面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测量蒸汽机能量输出的新手段以及一种能够测量细微长度、被称之为“大法官”(Lord Chancello)的测微计。

　　罗森写道，这些测量工具可以让发明者知道他们的增量设计变更是否能够带来性能的改进──比如更高的功率和更低的耗煤量──这都是制造更先进的蒸汽机所需要的。这儿有一条更重要的经验：按罗森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精密测量结果的反馈，发明“注定是寥寥无几、飘忽不定的”。有了它，发明变得“司空见惯”了。

　　去年，我深深感受到量化措施对于改善人类状况有多么重要。如果你制订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找到一种能够朝着目标推进的计量手段──以类似于罗森描述的那种反馈环路的方式，你就可以取得不可思议的进步。

　　这看上去似乎是基本的要求，但令人惊讶的是经常都没有做到，做对也非常困难。在历史上，外国援助是以投资的金钱总额来衡量的──而冷战期间，则以一个国家是否跟我们站在一边为衡量标准──不是以帮助人民的实际效果为标准的。说得更近一点，尽管全世界范围内衡量教师业绩的手段都进行了改革创新，但是美国90%以上的教育工作者没有得到如何改进的反馈信息。如果一项革新──无论是新疫苗还是改良的种子──不能触及未来受益的人群，它就无法产生影响。我们需要在量化手段方面创新，找到新的有效途径，将那些工具和服务交付到需要它们的诊所、家庭农场和教室。

　　在过去一年里，我已经发现了很多例子，证明量化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从科罗拉多的一所学校到埃塞俄比亚乡村的一个保健站。我们的基金会在支持这些活动，但我们、还有其他人需要做更多的努力。由于全球范围内政府和基金会的预算在收紧，我们所有的人需要认真从蒸汽机上借鉴经验，并用它来解决世界上最大的问题。

　　运用量化手段推动全球变革，在这一方面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2000年联合国签署的一项协议。得到189个国家支持的《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将2015年定为在一系列重要领域──比如健康、教育和基本收入──实现具体百分比增长的最后期限。很多人认为这项协定会像诸多联合国及政府宣言一样被束之高阁、为人遗忘。之前的数十年人类发表了许多初衷良好的宣言，要应对从营养到人权的诸多问题，但大多数行动都缺乏衡量进展的路线图。不过，《千年发展目标》是达成广泛共识之后得到支持的，目标明确具体，突出了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埃塞俄比亚2000年同意签署《千年发展目标》的时候，该国对普及全民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制订了硬性指标。将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具体目标确立为一个可以衡量工作成败的清晰指标。埃塞尔比亚的承诺吸引了大量捐款，用于改善这个国家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在已成功建立了社区卫生保健站网络的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帮助之下，埃塞尔比亚2004年启动自己的计划，今天该国已经拥有15,000多个保健站，员工人数达到34,000人。（这就是量化的最大好处之一──它让政府领导有能力去与别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然后向最先进的地方学习。）

　　去年3月，我到访了埃塞俄比亚Dalocha地区的Germana Gale保健站。我在那里看到 上贴着免疫接种、疟疾病例的图表和其它数据。这些信息会纳入一个系统──部分纸质，部分电脑处理──帮助政府官员了解工作是否在取得进展并在没有进展的地方采取行动。近年来，来自保健站的数据帮助政府更加快速地对疟疾和麻疹的爆发做出反应。也许更重要的是，政府以前对埃塞俄比亚农村孩子的出生及死亡没有任何官方记录，现在却在严密跟踪这些指标了。

　　保健人员大多在保健站提供服务，不过他们也会到孕妇和病人的家里去。他们要确保每个家庭都有保护家人免患疟疾的蚊帐、有一个旱厕、获得过急救培训以及其它的基本卫生安全措施。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非常简单，但它们已经大大改善了该国人民的生活。

　　以Dalocha地区一个年轻妈妈的故事为例，赛布赛比拉·纳西尔(Sebsebila Nassir)生于1990年，那时埃塞俄比亚有大约20%的儿童活不到他们的五岁生日。赛布赛比拉的六个兄弟姐妹中有两个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可是当Dalocha地区开设了保健站以后，生活开始发生变化。赛布赛比拉去年怀孕的时候，她接受了定期的健康检查。11月28日，赛布赛比拉来到一个保健中心，在她七个小时的分娩过程中，一名助产士一直守候在她的床边。她女儿出生后不久，一名保健人员给宝宝注射了预防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的疫苗。

　　按照埃塞俄比亚的风俗，父母要等上一段时间才会给婴儿取名字，因为孩子经常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周里就夭折了。当赛布赛比拉的大女儿三年前出生时，她遵循传统，等了一个月才给孩子取名。这一次，由于对新生婴儿存活的可能性更有信心，赛布赛比拉在她女儿出生的当天就在免疫登记卡顶上的空白处写下了“阿米拉”(Amira)──阿拉伯语意为“公主”。赛布赛比拉不是单一特例：很多埃塞俄比亚父母现在都有信心这样做。

　　自从1990年以来，埃塞俄比亚已经把儿童死亡率降低了60%以上，把国家送上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轨道，到2015年儿童死亡率要比1990年下降三分之二。虽然到时候全世界尚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我们依然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数量从1990年的1,200万减少到了2011年的690万（尽管全球人口在不断增长）。

　　另一个由更佳的量化措施促成成功的例子是脊髓灰质炎。从1988年开始，全球卫生组织（协同诸多国家）设定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这一行动凝聚了各方政治意志，让钱囊得以解开，为大规模免疫行动买单。到2000年，病毒基本消灭，现在全世界的脊髓灰质炎病例不足1,0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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