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投资谁执“牛鼻”？

　　眼下就在各地投资项目紧锣密鼓上马之时，对于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忧虑随之升温。针对我国部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能过剩的问题，近日工信部等12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九大行业的兼并重组目标任务。

　　业界人士分析，产能过剩这一制约经济发展的痼疾，正是缘于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不仅仅是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迹象。比如说光伏产业，过去几年被不少地方列为重点扶持产业，因而出现了产能激增，同时遭遇欧美反倾销，导致供需严重失衡，行业发展一度陷入困境。这也提醒，在地方已启动新一轮投资潮的背景下，必须牵住地方投资的“牛鼻子”，优化投资结构，以防出现局部行业产能过剩、投资过热的局面。

　　据交通银行（601328）金融研究中心测算，地方投资已成为我国投资这驾马车的主要拉动力。地方项目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逐年上升，截至2011年底，地方项目上升到固定资产投资的93.3%，而中央项目的占比则不到7%。在稳增长的基调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对冲投资周期性下滑的手段，而且各地政府换届已经基本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换届效应仍可能出现，再加上如果当前稳增长政策在执行中可能失当的双重作用，使得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投资过热风险。

　　针对这一隐忧，有专家建议，在地方投资的目标篮子里，不仅仅包括短期的扩内需、稳增长，还包括改善民生这一根本导向，让有效的投资要素和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正能量，寻找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这也要求地方政府抛弃原有的固化思维，必须寻找到既能短期内拉动增长，又能长期显著改善民生、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长远来看，过去我国走的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的投资路子不可持续，尤其是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投资增长面临的瓶颈日益突出。去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能源政策》白皮书指出，我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较快，特别是石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

　　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之所以如此严峻，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密切相关，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工业能源消耗比重过高。资源使用不能竭泽而渔，目前我国已将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列入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就需要在地方投资中同步推进结构调整，以投资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对节能减排、生态环保产业的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结构实现调整转型。

　　也就是说，地方投资潮应当是“调结构”的重要契机，必须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制高点，以及“三农”这一短板，作为重点投资领域。从全球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着新一轮经济和技术发展。比如生物和信息技术产业，均以重大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不仅资源消耗少，而且综合产出率高。“三农”则关乎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对农田水利、农业科技的投资必须持续加大。

　　众所周知，投资结构代表着各类资源要素配置的格局。投资结构优化，不仅应注重产业结构调整，还应注重区域间的平衡。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不仅会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益，同时能够更好地改善民生。而且，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在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上，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对产业和项目的吸引力增强。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有利于提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另外，方兴未艾的城镇化将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但城镇化绝不只是土地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更要重视“人”的城镇化，需要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软投资”力度。只有不断增加民生方面的投入，比如保障房建设，完善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才能逐步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如此不仅能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还能增强投资与消费的互动，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的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大力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使其成为新的人口红利。

　　正如经济学家巴曙松所指出，“不能为投资而投资，要多做一些有利于消费的投资。”在稳增长、城镇化两大导向下，当前地方投资的积极性普遍高涨，为防止投资行为发生扭曲、一哄而上，相关部门显然需引导地方政府把短期利益驱动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在扩大投资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