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部门利益不能成为计生改革的拦路石

若论中国当前的基本国策，最受诟病质疑的莫过于计划生育制度。过去数年间，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反思调整这项政策，而中央政府俯听民请，在政策表述上已经有了明显改变，预示未来政策的调整方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级主管部门，国家计生委对于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显得缺乏必要认识，甚至有与之背道而驰之嫌。在民意鼎沸、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的当下，国家计生委不应因部门利益自我设限，而需顺民所请，广纳民智，对计划生育政策及早进行调整。

计划生育政策始自1980年中央对党员、团员的一纸呼吁信，而后这一政策被逐步强化提高，并颁布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成为对国内所有公民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规。在多数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在相当长时间内被等同视为“一胎化”，但这一政策已经在近年里进行了调整，包括在部分地区对“双独”家庭允许生二胎等。

根据官方的估算，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全国少生4亿多人。这点被视为计划生育的最突出政绩。新生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即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促成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腾飞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

但时过境迁。从人口增长趋势看，中国目前的担忧已经由人口增长过快转为人口增长缓慢。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18。这一数值远低于中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进入了国际公认的“超低生育率”区域。

人口增长缓慢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老龄化日趋严重，年轻一代需要抚养两倍甚至四倍于己的老年人。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使中国年轻一代的竞争力弱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也使人口性别比例出现了扭曲。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通过种种办法选择后代性别，导致中国新生人口的性别比达到100：118，即每出生一百个女孩，会出生118个男孩。不论是老龄化社会，还是男女比例失调，都会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考虑到人口政策对社会经济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令人忧虑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太早，而恐怕是太迟。

在民间、学界呼声不断的背景下，中央对于潜在的人口危机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取消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

但国家计生委对于十八大报告的领会显然过于缓慢。在日前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国家计生委的主任王侠表示，“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王侠此番表述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人认为计生委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主管部门，这种表述实际是出于维护部门利益的立场；这种工作指针与中央政策不符，甚至有背道而驰的嫌疑。

计生委系统在全国各级政府设有相应的下属机构，工作人员总数达到50余万，每年收缴的超生罚款数以百亿计。据媒体报道，2011年全国31个内陆省市社会抚养费总征收规模或达279亿元，从1980年到现在，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换言之，正是严厉的计划生育制度催生了计生委系统巨大的利益，而为了收缴罚款，达到生育指标任务，计生委系统更是屡屡传出拆屋牵牛、大月份引产等野蛮执法甚至违背人伦的丑闻，更加刺激了人们对这个系统的极大反感。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不可不调整的地步。作为政策的执行者，计生委不可因部门利益而一叶障目。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已经亮起了红灯，计生委当下能做、且须做的是极早调整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