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真正崛起靠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再次把改革开放摆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近年来，面对多元利益格局的变化，协调形成改革合力的难度也在加大。要达成广泛的改革共识，回溯改革的源起，厘清改革的基本框架就尤为重要。日前，《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他介绍了我国走过的改革之路。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30多年来改革的道路，比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设想是什么，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然后，还要深入地讨论到底要改什么，怎样改。

　　总结我们党怎样领导人民走向了改革兴国的道路，这种认识是一步步清楚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都搞不清楚，派出各种代表团到国外学习考察，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向外国学习。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认识逐步清晰起来了，最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这个历史性决定20周年。

　　1985年“顶层设计”的一年

　　我个人认为，1985年是弄清楚改革目标的关键一年，主要发生了4个重要事件。

　　第一件事：1985年初，一份由邓小平提议进行的中外合作的全面考察报告——《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面世。为了进行这次考察，世界银行组织了庞大的专家团队，在中国各个领域派出的小组的配合下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写出了1个主报告和6个分报告。这些报告比较了世界各国的做法，提出了中国可以实现改革和发展的可选方案。中国政府领导不但自己认真阅读，还下发政府的综合部门要求停止日常工作进行研讨。

　　第二件事：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博士生和两个硕士生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进行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为核心的改革综合设计，得到了领导的认可。随后组成了9人小组，开始做了一个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后来就变成了国家体改委的第一个总体设计。在此之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苏联的一种说法，世界上更通用的名称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这种提法虽然有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好处，但也容易造成误解，使许多人以为“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了。这种认识其实是不确切的。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市场机制，或者说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通俗化地说就是反映供求状况的市场价格，将资源引导到最有效的地方。

　　第三件事：巴山轮会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1985年，国内出现了严重通胀，大家才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还需要有政府的调节。为此，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就会同世界银行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大师级人物，最终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一是改革的目标。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发言将现代经济分成了4种。两头的是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完全用命令来支配的计划经济。中间的两种，一是“市场社会主义”，如东欧等国，在计划经济调节下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与会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倾向于后一种模式。

　　二是改革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去在中国的流行观点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有益无害。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头号大师、托宾和德国联邦银行原行长艾明格尔，尽管学派不同，但研究了当时中国情况后，一致认为，中国应当运用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的“三紧政策”，来抑制正在冒头的通货膨胀。

　　第四件事：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集中体现出了上述讨论形成的共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体化为三个环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过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所讲的市场，只是指商品市场而不包括要素市场。1985年中国党代会会议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劳务市场（即劳动力市场）等等。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理念已经超越了东欧的老师。

　　可以说，到1985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或者说“顶层设计”已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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