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短期内难治理

　　由于制度性的障碍，“灰色收入”无论高低都很难从速切实治理。导致“灰色收入”难治具体的制度逻辑有两个：一是高位的权力，对应的是“灰色收入”中的腐败行为；二是低位的税收制度，对应的是“灰色收入”中的灰色经济。

　　“灰色收入”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性质完全一致的概念。相反，“灰色收入”是一个差异化的、结构异质的概念。“灰色收入”大多集中在所谓的“高收入”人群手中，而“高收入”人群则主要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早已经被民众在心里判定为有罪的腐败者，另一部分则被民众认为是偷逃漏税甚至骗税的为富不仁者。因此，产生“灰色收入”的两个主要原因及对应的制度逻辑，分别是权力腐败和税制缺陷。

　　关于有效监督和制约公权力的制度设计，以及目前面临的困境，无需笔者多费笔墨。而治理“灰色收入”中的腐败行为，最有效的制度设计就是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财产申报制度。但是，由于上述权力监督制度的原因，这一治本之策一直面临难产的困局，民众多有诟病。也正因民众的心理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导致了我们过于关注“灰色收入”与腐败行为的关系，从而严重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这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税收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大量的灰色经济及“灰色收入”。“灰色收入”的背后必定是灰色经济，也叫地下经济或者影子经济。而在现实中，地下经济基本上既不受国家监管也不纳税，且是故意偷逃税，不是避税。在剥离了腐败行为导致的“灰色收入”之后，“灰色收入”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正是偷逃税行为导致的无法统计的未纳税收入。而现有的税收制度又是如何导致大量偷逃税行为的呢？一是税种过多，二是税率过高。前者导致多次重复纳税，且不区分穷人和富人；后者导致个人绝对税负过重，征税成本剧增，税收流失严重。尤其是对高收入人群（这里指非权力腐败者）来说，多次重复纳税和畸高的累进税率难以忍受。比如所得税，个人收入超过一定数额之后，税率阶梯累进，最高达到45%，再加上税率可达25%的企业所得税，对高收入人群来讲，这等于一半的劳动都给政府打工了。他们的选择是，要么撂挑子不干了，要么疯狂偷逃税。这最终导致了大量地下经济的产生，税基相对萎缩，税收流失。又因此，我们的税收制度不断增加税种以扩大税基，增加税率以扩大税源，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且，当前正在热议的新税制改革，其内核依然是过去的逻辑结构，没有打破这个循环。新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简化税制，减轻税负，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但是，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公布出来的新税方案，就会遗憾地发现，其目标与手段之间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比如为了促进效率而增加新税种，还是为增收而增设，并非为了提供法定、新增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征税。而为了促进公平所进行的所得税税制改革，其本质还是累进税率。

　　那么有没有适合中国，且真正能起作用的税制改革呢？有。那就是单一税（flat tax）。中国香港在1947年即开始实行准单一税制度，设置了15%和17%两种税率，税基不同，市民可自选。单一税的好处非常明显：税种单一，税率固定且非常低，一般在15%左右，而且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对政府来讲，最重要的是，单一税在促进税制公平和征收效率的同时，更能快速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政府的财政饥渴感。因为税基扩大了，偷逃税的少了。固定缴纳10%左右的税和累进到45%的税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导致纳税人偷逃税的意愿和决心有本质不同。应该讲，单一税才是中国税制改革的最可能和可行的方向。

　　显而易见，“灰色收入”问题有其深层的制度原因和逻辑，权力和税制两种制度决定了“灰色收入”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更令人遗憾的是，原本正在进行的新税制改革可以为治理“灰色收入”提供一次千载难逢的契机和一组有效的工具，但我们还不得不再等若干年，等待单一税改革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