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市场梦”相信改良主义渐进的力量

[导读]他的救国梦远没有完成，他已经老了，也许像先辈一样，他无法亲眼看见中国的历史演进到自己希望的样子，但他走得更远。

文│ 肖远

吴敬琏的梦想是“救国”，他今年83岁了，还在为这个梦想工作。

两种基因

1930年，吴敬琏生于南京，这个体弱多病的男孩在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长大，1950进入金陵大学学习经济，而后60多年，又见证了新中国经济领域变迁的全部历史。

吴敬琏有着改良和革命的双重基因：他的母亲邓季惺出生在商人世家；父亲邓孝然追随祖父经营家族产业；大伯邓孝可则追随梁启超，投身于“立宪运动”、“保路运动”，参与筹备组建民主党，在他看来，改良是这个实现强国雪耻梦想的最好出路。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革命最终战胜了“改良”，为后世变迁提供了唯一的选择。抗战后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专修法律，在她看来，“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以法律为起点观照现代社会的生成，与伯父邓孝可的改良主义一脉相承。抗战后，邓季惺将《新民报》经营成拥有五社八报，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成为百年报业史的传奇。

1947年，邓季惺以无党派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赢得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在内战已全面爆发的背景下，她既被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认为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也成为国民党的对立面。1948年6月，因国民党在内战中轰炸开封，邓季惺联合30多名立委提出严禁轰炸城市的临时动议，并在第二天发表在南京《新民报》上，被国民党指斥为“泄露军事机密”。邓季惺毫不畏惧，独自大闹立法院，史称“《新民报》泄密事件”。

对于母亲的选择，吴敬琏是很不以为然，甚至坚决反对的。因病在家中休养，在床上仍然逐字听着广播，记录下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吴敬琏，同那个年代其他青年一样，对革命充满着无所畏惧的激情。

1950年，自幼聪慧的吴敬琏对科学充满浓厚兴趣，但因为身体羸弱，无法选择自己钟爱的电机系，只好进入金陵大学经济系学习。在他看来，在科学之外，实业仍然是通向救国梦想的一条重要道路。

建国者的热情总是无法抵挡，他们希望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为蓝本，为中国设计同样全新的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吴敬琏与他的同学们，正要在学校里为将来承担这项伟大任务做准备，表现积极的他，成为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有时上着课，他发现老师讲的有悖《资本论》的理论，就会走上台去，开展大批判。后来他回忆说：“那真是无知狂妄、强词夺理啊！”

毕业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其他几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一起构筑起日后中国经济学界的支柱。当时，这些忙碌的年轻人，配合前辈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设计新的经济模式。在那里，他遇到两位重要的师友和知己，一位是顾准，另一位是孙冶方。

两位经济学前辈，一直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抱有极大的热情，却永远无法弥合其根本性质的缺陷：片面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不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有关经济杠杆的左右，必然使经济管理过分集中和僵硬，无法激发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种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设计，与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有着无法调和的本质矛盾。

年轻的吴敬琏尽管有所怀疑，但革命的热情足可以驱散他内心的这一小片阴云，孙冶方和顾准却早已开始了深度的反省，也因此在其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在一番挣扎之后，吴敬琏也落入政治运动的漩涡，在河南“五七干校”中，追随顾准开始觉醒。

1974年的秋天，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吴敬琏在病床前陪伴他走过最后的日子，顾准留给他四个字“待机守时”，为报国无门、梦想无路的吴敬琏点起一盏明灯，鼓励他继续对中国问题研究清楚，为未来做好准备。第二年，在秦城监狱被关押7年的孙冶方出狱，带着他已经打了85遍腹稿的经济学新体系《社会主义经济论》。

1979年，孙冶方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要把酝酿了十几年的经济学体系记录下来，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组成了7人的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任务，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失败了。吴敬琏发现，孙氏理论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其核心问题就是对商品价值的看法。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孙冶方口授了最后一篇文章之后，终于承认：“必须对旧管理体制作出重大的根本变革。”

如果说顾准带着报国无门的遗憾离开这个遗忘他的世界之时，却早已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答案，那么孙冶方则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付出所有心力和热情构筑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

吴敬琏，两位大师面对时代的悲剧命运见证者，正式与“革命”决裂，转向渐进的“改良”，全程参与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在随之而来的这段伟大历史中平静地书写他最为壮丽的篇章。

无物之阵

1983年，已经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这让他眼界大开，这位注重实用的经济学家，在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新凯恩斯主义，和强调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也开始萌生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总体设计的想法。

回国之后的1984年，他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985年，该中心与其他两个咨询机构合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始由一个清谈议政、坐而论道的经济学家，转向直接对国家重大政策起影响作用的咨询专家。

纵观吴敬琏在改革时代的历程，不难发现这样两个事实：首先，他是一个批判性精神与建构型人格的混合体；其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总是能保持冷静的态度、理性的专业精神以及独立思考的不凡品格。

他是坚定的改革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发展，并在不断的论战中，最终赢得“吴市场”的美名。他倡导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对宏观调控情有独钟，甚至这个词的发明也与他有关。每当经济过热时，他总会向过于热情的领导者和理论家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放慢脚步、冷静思考，注重整体协调。

他一直倡导为中国经济改革进行总体设计，自己寻找经费组建相关课题组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为政府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在被搁置几年后采纳，最终还是未得到延续性的执行。进入20世纪后，他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的道路开始呈现出危险的前景，必须与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配合，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他又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他像一个孤独的斗士，举着理性的投枪，走入无物之阵。从保守派，到所谓“利益集团”，他清楚地认识到反对改革的力量日益多元，甚至有打着改革的旗号为自己谋利，将中国社会拖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风险。

当他面对具体的经济事件时，不得不在理论思考、体系设计和政策咨询的庙堂中走出，对“基金黑幕”、中国股市“赌场化”等具体经济事件进行公共知识分子式的批评，却陷入无人可以理性对话的尴尬，甚至被指斥为另一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遭到民粹主义的狂热围攻。

他被恭维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也曾被谣言称为“间谍”，面对“捧杀”和“骂杀”，他都泰然处之，眼睛只盯着真理。

2013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吴敬琏在回应年轻人关于中国梦的问题时这样说：“我不太觉得中国梦是一个新的问题，大致上从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后，就意识到自己大大落后于世界一些先进的国家。所以“中国梦”，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还包括我们父辈那一代，都不是新的东西。在世纪之交，中国梦有几个新的要素：富强、民主、文明，十八大之后，又加了一些，比如说自由。”

“如果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方向，它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改革往哪里走，有一点应该说是明确的：坚持市场改革方向。另外在建立法治国家和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尽管对中国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现实不满，这位倔强的老人从没有选择躲避或放弃，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满腔希望，他反对暴力，相信人基本正直的品格，相信改良主义渐进的力量。

他的救国梦远没有完成，他已经老了，他也许像先辈一样，无法亲眼看见中国的历史演进到自己希望的样子，但他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