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计划欲缩幸福差距 需产业升级支撑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幸福”与“收入”再次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可以说，2013年对“两会”如何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至关重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们已经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与上述政策表述相呼应，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提出的《尽快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提案也引起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早在去年年底，黑龙江、甘肃、江苏、贵州等省份就提出了本地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还有多个省份也正在筹划之中。可见通过“收入倍增”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政策正在各级决策层密集调研和制定之中。

“收入倍增”对经济内在质量的考核

实现这个目标难度有多大呢？仅从数字来看的话，10年时间翻一番，只需要每年增长率达到7.2%就能实现。相比于“十二五”期间GDP年增长率“保7.5%”的目标来说，实现7.2%难度不算大。

不过，“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无论就其概念，还是十八大要求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目标。

就其概念来说，“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来自于1960年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的10年时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名称下包含了一套有着五大“中心课题”的政策组合。宗旨是通过产业升级和社会生产率整体提高来实现国民可支配收入的翻倍。

可以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体不是收入分配政策，而是产业政策，但它的导向是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实施效果来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70年实际使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1.6%，并且大大缩小了工资收入差距。

实际上，十八大报告是在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时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其后紧接着的表述是“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式内在质量的要求，“收入倍增”其实是对经济内在质量提高的一种目标考核。

当前中国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与当年日本有着相似的背景：经济高速增长，农业等传统部门人口大规模向工业部门转移，形成巨大的城市化过程，在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加剧了产业部门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了多种社会问题。简而言之，社会整体财富在高速增长，但是人人都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压力，“不幸福感”在积聚。

幸福感提高需要产业升级的支撑

“收入倍增计划”本质上是一套政策组合，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经济大趋势的条件下，通过促进人们参与到最具活力的产业活动中的方式来提高国民福祉的政策组合。这与2012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的《世界幸福感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有着一致内在精神。

蒙受了种种误解的《世界幸福感报告》，实际上是一份为联合国制定“幸福”政策的会议所作的有关“何谓幸福”的研究报告。根据《世界幸福感报告》的研究，影响人们“幸福”水平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因素是就业和收入，不过影响方式却有点“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就业是“幸福感”的第一位要素，但对幸福感贡献最大的不是高薪，而是工作的质量——包括社会地位、工作社交以及工作环境等；

“幸福感”并非随着绝对收入增加而递增，而是随着相对于他人的收入增加而增加。

把上述两条结论应用到当今中国的从乡镇社会向都市社会的大转型环境中，得到的含义就是：提高幸福感需要让人们感受到他的工作能够提高社会地位，并且能改善相对收入水平。对社会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创造大量能够容纳从传统产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现代化产业岗位，并且要使各个产业部门的现代化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从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考虑到中国存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实际上“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又多了一层“西部大开发”含义在内。

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依然高度依赖外需。但在美欧深受金融危机困扰、需求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更多通过内需来拉动。这就内在地要求中国必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壮大国内市场。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一次分配对于收入额的影响远大于二次分配，因此，只有让增长最快的现代产业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整体水平。这实际上就是对于整个国家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升级的要求。

目前中国有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内陆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现代化在加快发展。根据商务部数据，2012年，中西部地区出口分别增长21.8%和37.8%，其中，重庆、安徽、河南和四川的出口增速分别为94.5%、56.6%、54.3%和32.5%；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出口增长5%，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出口分别增长7.9%、5.1%、3.8%和2.4%。这说明中国的工业正在从沿海转向内陆和中西部地区。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已处在升级过程中。2012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11794.2亿美元，增长8.7%，高出同期外贸出口总体增速0.8个百分点。可见，作为产业政策的“收入倍增计划”正在“向西发展”和“产业升级”两个层面上得到推进，以此带动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和国民幸福水平的整体提升是可以希冀的。

到2020年实现“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数值上来说并不算难，通过投资拉动就可以做到。但是收入翻番不等于福祉翻番，更不等于幸福感翻番。要想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内涵即幸福感大幅提高，还需要在产业升级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多下工夫。如果只是简单地通过投资拉动粗放型增长去实现数值上的“收入倍增”，那实际上只会拉大“幸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