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未来最大机会在开放和城市化

不要担心中国的未来

文 │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开放，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机会

@城市化带来空间资源的重新布局

如何抓住机会

@和平的环境，强大的国防

@轻税收

@法制环境

未来不是取决于经济数字，不是算出来的，而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和行动。

对外开放和城市化

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机会有两个。

一是中国的开放。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年后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开放还是头等重要的，因为长远的全球格局正在形成。开放带来什么？就是打通12亿发达国家人口和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

发达国家是一个海平面，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另外一个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差得非常大。中国开放以后，大量资金、技术、商业模式进入中国，改变了原有的经济体制状况和经济水平，然后中国又开始为发达国家做出口，这两者之间的势能现在已经缩小了。但从人均GDP来看，现在中国是五千美元左右，发达国家大概是四万美元，还差八倍，所以可以释放的势能还是很大。不要看劳动力贵了，生产力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开放让中国人的学习成本下降了，这个效应相信未来十年还会起作用。

新的情况是，中国显然已经不是海平面中最低的那个，后面还有追兵，比如最近一些产业开始向越南转移，还有朝鲜也开始开放了。不用紧张，这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经验，那里的劳动力、土地比中国便宜，就让它转移出去，因为还有些产品的要素是他们提供不了的。日本那么多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可是关键的配件、元件还是要从日本进口。所以，这个机会要看清楚。

虽然这两年外贸数据很差，从30%的增长率变成不到10%，但是里面孕育着未来的变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可能要进入一个对外投资带动贸易的阶段。三十年前，我们是穷国，发达国家拿了现成的钱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贸易形态。但是现在有好多国家不是不进口中国的商品，而是他们没那么多基础设施。中国现在的基础建设能力非常强，中国人可以到那边去投资，帮他们修建设施，再负责管理。现在很多对外投资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需求。

发达国家现在遇到了问题，但它们也有调整的能力，而且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不仅是人均八倍的收入差距，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上，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从未来十年看，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浙商，不能因为这两年出口增长下滑，就忽略开放。我们还要放眼全球，这个基本准则在未来十年不会变。未来第一个大机会还是开放，中国还是要把自己放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机会。

第二个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原先是农业文明，比较分散，现在的商业则更集聚。城市化就是要让经济相对集聚起来，这样分工程度才能提高，服务业才能发展。如果这个文章做好了，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既带动了投资，又带动了消费，还提高了生活质量。中国名义上的城镇化率是51%，而发达国家都是70%以上，所以城市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我从上海坐火车过来，看路边的景观，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东京、伦敦、纽约都不是这样的。这是由我们过去的体制、观念、模式决定的。这么分散，怎么搞服务业？怎么把商品送到你家？浙江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小城镇多，大城市不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它会变成经济增长的障碍。小城镇多，高端服务业怎么搞得起来？所以这个领域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大机会。

和平、轻税与法制

抓住未来十年的两大机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和平。未来十年，能否实现和平，这个至关重要。美国为什么强大？不是年度增长率高，而是它没有受到过战争的创伤，这就是所谓的复利。今年的利息进来又变成明年的本钱，复利的力量很伟大。要想和平，就需要强大的国防，否则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对外紧张来摆脱对内的麻烦。

第二个条件就是比较轻的税收。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既能维持税收以保国家的强大，又不滥用权力。适度的低税必须通过深入的财税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大”里讲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扎扎实实的改革，否则企业就没法好好创业、好好创新。

第三，要有一个法制的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个问题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的公平感和幸福感。虽然一直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公民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超越法制的事情还在发生。

这三件事情决定中国能否抓住两个大机会，“十八大”的意义是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重新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要重新拟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走法制的道路。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十八大”提出的纲领、政策落实。

我不大赞成由于近期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等问题，就有意无意地把增长的前景调下来。未来不是算出来的，不是预测出来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

2013年中国经济高位下行

对于2013年，要对高位下行有足够的认识。高位下行有其固有的特点，一个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价格指数也高，货币供应量偏松，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体现到资产价格的预期当中就是高，只要这个预期高，负债的需求就会增加，谁负债谁就能用债形成资产。但是这种增长类型遇到经济速度下调的时候，资产价格一下来，CPI也下来了。物价指数高的时候，借的钱名义利率是正的，实际利率是负的；等到物价一下来，实际利率是正的，从负转正，它会极大地提升企业的营运成本。这就是块石头，水不落看不到，现在是水落石出了。

(本刊记者胡忻根据周其仁在“2012浙商年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