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启动意义不亚于1979年改革重启

作者简介：鲁万峰，经济学博士，易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裁，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我们期待中国自由贸易区试验成功，若此，其意义不亚于1979年改革重启。对此我们可以从推出背景、政治高度、功能定位、发展路径展望四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推出背景

上海自贸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遇到困难的关键时点，释放第三次制度红利的标志性事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30多年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释放，其中制度红利有两次集中释放，第一次是市场化改革，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和92年南巡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为标志，第二次是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在人口红利已渐消失、前两次制度红利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进入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降的被动转型期，经济“浴火重生”高度依赖于第三次的制度红利释放，即由“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的释放，上海自贸区就是一个新的尝试。

二、政治高度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出是由中国最高决策层由上而下来主导，战略层次最高，此中含义从名称中的“中国”二字便可见一斑。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的改革绝对不会仅限于此28平方公里，首期最小的覆盖范围是上海，此后如果试验成功会陆续向全国推广，但推广方式不会再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形式出现了。

三、功能定位

上海自贸区被赋予的功能定位中重点强化了“制度创新”，其含义是要在体制机制上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这是相对于之前的经济特区和各种开发区最大的区别，后者发挥的角色更多体现在了政策优惠上，虽然在引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并没有在制度创新这个改革最高层面进行突破，“先导效应”逐渐消弱，出现了“特区不特”、与内地逐渐趋同的现象。

不仅如此，“制度关口”而非“区域关口”也是上海自贸区的另一大亮点。以前的经济特区是有形的“区域关口”，而此次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关口”是无形的，这是与其功能定位相对应的：与原有保税区主要着眼于货物贸易不同，“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贸易”是自贸区的重要任务，方案提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四、发展路径展望

1。发展空间将定位于保税区与自由港之间的广阔地带

此次自贸区从上海的四个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28平方公里基础上开始起步，其改革内容肯定要突破目前保税区的范畴，但短期内也不会达到自由港的程度，更可能的发展路径是在保税区和自由港的中间地带去发展，这个空间已足够大。

2。全面接受国际规则

此次自贸区改革的一个重要看点是我们要接受国际规则，而不是原来通常所说的与国际规则接轨，这里“接受”和“接轨”最大的区别是，接受是无条件、全面地去被动接受，而接轨则是有选择性的、局部的主动靠拢，这将表明我们一种开放的全新态度，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全面开放。

3。改革不会全线整体推进，只能局部梯次推进

为解决有关法律规定在试验区内的实施问题，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文物保护法4部法律在此区域暂停实施3年。但我们应注意到，停旧事易，立新事难，新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尚需摸索完善，为把控风险，各领域的改革推进也需循序渐进。

比如，资本项目开放可从商品期货交易开始破题。目前上海的有色、钢铁等期货品种的交易量已是全世界最大，但并没有国际定价权，原因在于它并不是国际化交易，如果允许在自由贸易区注册的境外投资机构参与国内的部分期货品种交易，或者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在自由贸易区设立交割仓库，就可以不仅使我们顺利参与国际商品定价，而且可以把控局部领域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如果试验成功可以把其扩大到其它期货品种，再扩大到期货以外的领域，如股票债券等。这也将带来现实性的商业机会，期货品种的境内外价差会逐渐缩小，例如，同一个期货品种，伦交所和上交所之间存在价差，如果在此基础上基本项目开放，则可能缩小价差，机构可以开发新的套利品种进行套利。

4。金融改革的破题是重中之重

自由贸易区的改革重点和难点在于金融改革，这与中国国情密切关联，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有很多瓶颈，其中金融制度瓶颈显得尤为明显，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获取了非正常的超额利润，金融改革就是要打破怪圈，让金融重新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来角色，所以自由贸易区的背后更重要是全局性的金融试验。

比如银行，国外银行主要靠非息差收入，而目前国内银行主要靠息差收入，且息差之高和坏账率之低居全球之冠，好日子中让它去主动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现在自由贸易区引进外资银行的一些举措，如支持中资银行入区发展、支持区内设立非银行金融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入区经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区内银行业、鼓励开展跨境投融资服务、支持区内开展离岸业务、简化准入方式、完善监管服务体系等等，可以起到让银行提前预习和增强动力的作用，逼迫国内银行按照国外银行的规则去学、去做、去看齐，同时也可以在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领域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