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先试驱动上海城市发展

  　日前，年度综合性国际学术论坛“上海论坛2013”在沪举行。本届论坛围绕政治、金融、法律、城市等多个主题，探讨了中国与亚洲的发展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会政、商、学界代表分别从各自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出发，就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亚洲和中国的崛起，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与深入的智慧交融

　　人民币国际化需冷静推进

　　自中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体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近期，在持续升值的压力下，人民币国际化也在逐渐加快脚步。在“上海论坛2013”上，诺贝尔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十分乐观。他指出，人民币有望成为国际化的货币，这对于帮助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有益，“毕竟我们的体量是比较大的，现在中国的汇率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把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进行一个固定化的话，那我相信，不稳定因素会得到消减。”

　　不过，蒙代尔认为，人民币需要放弃盯紧美元。他指出，1971年之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全球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全球性计价单位，汇率的大幅波动给各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危机一个接一个产生。而中国尽管多年前就提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但因为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占据主要作用，所以在蒙代尔看来，中国对于美元的作用仍然过分倚重。

　　由此，蒙代尔认为，人民币一旦盯住美元，有时候确实会受到各方关注，但若美元和欧元的币值升值，中国可能会出现相关的危机，特别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有一个变动之后，人民币可能也会有一个缓慢的升值，“人民币连续几年将兑美元汇率控制在6以上的水平，所以中国如果用传统的方式盯住美元，就无法再去保证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不仅如此，蒙代尔还强调，基于美元和欧元在国际汇兑系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当下日渐增大的经济体量，人民币要和美元、欧元这两种主要的币种进行固定化，也要考虑一些替代性的措施。

　　面对人民币国际化，不少官员与专家也对此充满了希冀。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认为，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还能做的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说大家有进一步的共识，着力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人民币是非常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十年左右，成为非常重要的至少是贸易货币，再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货币，最后是储备货币。”而上海保监局副局长李锋认为，这是下一轮改革的红利，他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说得小一点是我们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说得大一点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师、首席债务分析师邵宇也直言，中国经济新的三驾马车之一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有三大支柱：利率、汇率、有足够深度的资本市场，这三者缺一不可。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则将经济金融转型、人民币国际化比喻为“硬币的两面”，“经济金融转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修为，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金融成功转型的外在表现。”她解释说，随着世界金融中心向亚洲转移，需要一个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载体，在亚洲地区形成一体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就此，潘英丽建议，中国应当趁势融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形成一种互补大于竞争的共存关系，而人民币国际化正是其中关键。

　　然而，在诱人的红利面前，已有的历史经历和欧美等国的态度，也让中国面临挑战。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目前高估人民币国际化，就如同对待外商投资，滋生了“夜郎自大”的毛病，以为欧美经济衰退正是中国赶超的好机会，这实际上是转型发展中的误区。上海银行行长金煜提出，不要过度地估计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发展，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这里面更多的是和金融的套利相结合。

　　对比人民币和美元，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在于取得了国际贸易融资地位。方星海认为，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参考价值，美元成为国际货币，除了其可兑换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国内有一个非常大而且开放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也很强。而对比日本，虽然经济足够发达，但国内金融市场规模很小，日元就很难成为一流的国际货币。方星海分析，我国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等，要改革到向国际开放足够多、足够强的融资能力，人民币才能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未来利率市场化会稳步推进，但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迅速实现，“因为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搞好，比如基准利率，债券市场利率难以形成央行调控市场的基准利率，还有存款保险制度也都没有建立，现在已经有方案，估计今年可以很快向前推进，至少还得运行几年才能考虑利率市场化大踏步向前推进。”

　　连平认为，未来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系统性冲击就是资本流动，“将来经济体出问题可能是‘三高’，第一是物价水平高，劳动成本力高，没有竞争力，使得投资者望而却步，慢慢撤走也不会大力度地进来；第二是资本价格高，中国房地产可以认为是高的重要表现，但是股市还不高，未来条件只要成熟也会走上去，会超出市场一般的预期；第三是本币汇率高。将来一旦出现这‘三高’，又恰恰这时候资本账户‘门户大开’，资本就会抛售人民币资产，然后外流，日本就是吃了这个亏，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所以还是要积极开放，但也需要非常谨慎。”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更开放的金融体系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本次论坛的大量话题围绕中国经济的出路展开，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成为不可避免的焦点话题。

　　中国会爆发金融危机吗？“从长期来看是有可能的，中国的储蓄率达到50%，投资率更低一些，如果房地产利润趋薄，就可能诱发危机。”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尼尔·格罗斯直言不讳。

　　“如果50%的储蓄不完全流向房地产，进入其他投资渠道，就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欧阳敏如是说。

　　自2010年开始，中国GDP增速逐年下降，去年增幅近7.8%，创下21世纪以来新低。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更是跌至7.7%。近日，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值也创下近7个月最低水平。此前机构普遍预计的二季度经济复苏，可能被经济继续放缓取代。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有三分之二与中国相关，中国不仅要着眼经济的增长，更要在经济结构上转型，这样才能在价值链上更上一层。”原世界银行集团总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伯特·佐利克表示。

　　新兴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会迅速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但由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许多发展中国家在3000美元大关前止步不前，经济增速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由此，转型发展，也成为跨越“陷阱”的要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借“他山之石”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求解。他指出，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劳动力质量，出台产业政策打破垄断。同时，也要通过一系列灵活政策，避免系统性危机爆发。

　　方星海则对“转型”的看法较为乐观。他认为，中国的转型改革之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汽车、化工、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从增量市场来看，中国在全球已数一数二，任何一个跨国企业都不能放弃中国市场。为此，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不仅引入了产品，还将研发团队引入中国，以便迅速对市场做出反应。其次，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并购与合资，因为国内庞大市场的支撑更容易成功。方星海还强调，中国资本市场虽然服务尚欠火候，但资金实力非常强。

　　不过，佐利克强调，中国需要具有更开放的金融体系，在货币和汇率上与国际进一步接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也直言，“从中国经济的总体情况看，是钱多与钱荒并存的。”他认为，虽然国内诞生了不少小额贷款公司和金融创新工具，但中小企业融资难仍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聚集了大量泡沫，中国的PE有5万多家，手头能获得的项目只有1万多个。私募基金膨胀非常迅速，但并没有看出这个金融创新平台让中小企业的融资由难变易。”孙立坚认为，关乎中国转型发展的金融创新，就应将资金引入产业的配置，促进实业的成长。

　　对此，不少专家也表示，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是要让资金流向实体产业，挤破经济中的泡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指出，“中国不应该盲目开放资本项目，而要坚持生产在先，消费在后，通过创造财富来实现经济增长。”方星海也认为，一些行业应当放宽对民间资金投资的门槛，避免房地产、大宗商品领域囤积大量资金导致金融风险。

　　上海先试先行创新驱动城市发展

　　就在中国深化改革促经济转型的当口，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应该怎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与会专家均认为，大力建设经济、金融、航运、贸易“四个中心”的上海，已成全球化经济网络中的重要环节。但他们也强调，上海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还较弱，作为长三角龙头的辐射作用亦有待彰显。如何利用上海在全国的优势先行先试，已是未来申城发展的关键。

　　本次论坛上，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指出，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目前上海先试先行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李克强总理曾在上海调研时表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地增长，防范通货膨胀，控制潜在的各种风险，又要聚焦于稳中求进，在稳住量的同时，尽力实现质的提升。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上海将坚持不懈地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努力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发展的新动力。着力打造助梦、追梦和圆梦的机遇之城、繁荣之城，努力当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

　　不过，“上海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受到的约束比想象的多。”复旦大学教授张军表示，“因为，上海这个地方要实现金融创新，在贸易金融方面真正按照所设计的方案走在改革的最前沿，其真正的问题不是上海本身，而是在现有的纵向管理体制的问题上。所以，如果要实现沿海地区的创新转型升级，一定要在自主创新的权力上面加以改革，这样，沿海发达地区才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能迅速实现它成功的转型升级，走到改革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平稳的转型和发展。”

　　“上海能靠钢筋混凝土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吗？”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层面首先提出反问。在丁剑平看来，通过聚集高楼、吸引金融机构总部的模式与其他金融中心竞争，已走到穷途末路，“要立足长远，以文化和理念为眼，信息为耳，盘活金融的血液，寻求新的动力。”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要在上海先行先试？丁剑平的答案很简单：规模。他指出，上海金融产业的规模领先全国，股指、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也相当大。因此要以金融为血液，盘活上海未来的发展。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周勤业也表示，全国仅有的两个证券交易所之一在上海，惟一的金融期货交易所也在上海。全国2500家上市公司中，上海有200家左右，占8%。如此规模，理当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

　　而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方面，上海海事大学教授汪传旭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国际上典型的航运中心发展的现状来看，汪传旭认为，航运中心首先要注重金融贸易的互动，同时须注重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从简单的基本航运服务业向高端航运金融、航运法律转型。

　　据介绍，目前国际航运中心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伦敦为代表的服务型航运中心。伦敦的航运中心，主要是依托高端的航运服务业，提升在全球航运市场上的地位，以及在全球航运业的话语权。尤其是航运金融服务业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所占比重很大。比如，伦敦船舶融资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已经占到13%左右，航运保险也占到全球市场的17%，而针对船舶的保险更大，已占到60%以上。除此以外，伦敦还有其他的航运高端服务业，比如航运法律、航运咨询、航运信息服务等。

　　第二种航运中心，是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代表。这类航运中心主要依托从货物的起发地，到目的地的中转提供航运服务，被称作中转型航运中心。而第三种航运中心就是以中国内地一些主要港口城市，尤其是上海为代表的航运中心。特点是以腹地型为主，背靠广阔的经济腹地货物进出口服务产生的航运中心。

　　“但不论是何种类型的航运中心，其共同的指向都是推行优惠的自由港政策，逐渐吸引全球的航运服务功能机构，发展高端金融服务业。”汪传旭说，“比如上海也将推行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政策和上海国际航运发展综合实验区政策，以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化来促进改革、促进发展。”

　　但是，上海在下一阶段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会面临哪些问题，今后应该主要着重在哪些领域突破呢？对此，汪传旭指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下一轮建设，就是借助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的契机，在新的功能和政策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突破，“现在，在上海城市内部，很多航运服务功能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功能重叠，相互的角色分工定位不明确，比如北外滩有虹口航运功能服务区，陆家嘴有航运金融服务功能区，洋山和临港也有航运服务功能区，浦东洋泾地区也要着手这一块。但这些功能区应该是各有特色和特点的，下一步要在空间布局上解决这个问题。”汪传旭认为，再一步还要解决上海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空间布局的问题，也就是以长三角为核心的国际航运中心空间布局，“比如，舟山群岛新区和浦东新区怎样联动，在此基础上是否还可以演变为环杭州湾区域中心等。”

　　同时，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层面上，目前来看，在国际上，上海落后于纽约、伦敦；在亚太地区，上海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不过，香港珠海学院院长俞肇熊分析，从时间表进行来看，今年在法律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确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定位。到2015年，上海应该发展一个综合性的功能性的国际贸易中心的框架。2020年时，上海应该变成一个全国而且是国际性的贸易中心。

　　俞肇熊认为，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优势在于最近20年，贸易总量的增长都超过20%。其次，上海开放程度较大，而且递增，对外贸易的依赖度也一直在增加。再次，作为长三角的龙头，辐射面非常广，服务型行业逐渐增强，配套设施也较为健全。但在俞肇熊看来，上海也有一定的劣势，“比如，上海比较集中于一般性的商品贸易，加工出口为主，相比香港和新加坡更多的离岸贸易，过境贸易却很少。同时，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而做国际贸易还需要很多中小型专业服务的代理机构，上海还很少。其次，国际通讯资讯的交换也不够。另外，国际贸易还需要法律机制来进行调节，这一点也是不够的。”

　　俞肇熊指出，目前上海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贸易便利化不够，交易成本却很高。由此，建议上海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来立足国际贸易，提升效率，扩大优势，取消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