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增速回落粤浙重回投资轨道

　　31省份出齐“一季报”：中西部增速回落粤浙重回投资轨道
　　
　　刚刚过去一周，31个省份“一季报”终于出齐。数据显示，尽管一季度“西高东低”的整体格局仍在延续，但中西部的增速却略有下滑，而广东、浙江则重回投资轨道。
　　东西增速差距缩小
　　整体而言，增速高的省份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其中甘肃拔得头筹。据《甘肃日报》报道，从一季度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063.38亿元，同比增长12.9%。
　　紧随之后的是西南的几个省份。其中，云、贵的增幅均达12.6%，重庆也达12.5%。中西部的陕西、四川、广西、安徽、湖南等省也超过了10%。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除了天津和福建之外，均在10%以下。其中，上海以7.8%的增速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垫底，北京也仅有7.9%，广东和浙江分别为8.5%和8.3%。
　　不过，尽管一季度“西高东低”的增速格局没有变化，但增速差距却有减小，尤其是中西部不少省份的增速有比较明显的下调。
　　例如，贵州一季度增幅比去年下滑2.4个百分点，重庆减少了1.9个百分点，四川下滑了2.9个百分点，广西下滑了2.8个百分点，陕西下滑了1.8个百分点，湖北回落了2.7个百分点，河南回落了2.9个百分点，河南8.4%的增速更是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新低。
　　而东部发达地区几个省份尽管增速仍比较低，但比去年一季度却略有回升，例如广东比去年一季度上升了1.3个百分点，浙江上升了1.2个百分点，北京和上海分别提升了0.9和0.8个百分点。
　　对此，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中西部尤其是西部主要是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投资建设的很多资金是来自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在全国经济不景气、中央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资金比较紧张，经济增速也就随之下滑。而东部沿海地区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一直都比较少，加上自身财政较为雄厚，所受影响也比较少。
　　数据显示，３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收入９６０８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５５０亿元，增长６．１％。其中，中央财政收入３８２８亿元，同比下降５．２％；地方财政收入（本级）５７８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１％。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主要是土地出让金有比较大的增幅，而中央财政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就进入下行轨道，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减速、进出口下滑，国内大型企业比如钢铁水泥业的不景气等造成。
　　几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也提到，与四年前的四万亿元投资由中央主导不同，去年5月以后的稳增长计划主要是由地方主导。在中央财政收入增幅下滑的情况下，本身就缺钱的中西部就显得捉襟见肘。相比之下，东部发达地区目前的财政收入增幅仍比较快，从土地出让等方面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资金较中西部宽裕。
　　粤浙重回投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贸出口形势并未出现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外贸依存度较高、投资依赖度较低的广东和浙江等省份近来对投资驱动颇为重视，并有重回投资驱动之势。
　　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3月，广东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450.33亿元，同比增长19.5%，增幅同比提高5.9个百分点。全省基础设施完成投资834.30亿元，同比增长11.2%。
　　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浙江固定资产投资35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8%，增速同比加快5.8个百分点。
　　未来，加大投资将成为两省的“主旋律”。此前在4月，广东专门召开了加快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提振基建建设。按照计划，未来三年，广东计划投入1.41万亿元，推进460个项目建设。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先后到佛山、东莞两个经济大市调研，推进重大项目和重大平台建设。
　　广东省统计局总统计师邱俊告诉本报记者，在目前外贸形势不够强劲，内需消费不够旺的情况下，投资十分重要，目前广东省正加强高速公路、铁路、轨道交通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拉动经济增长。
　　浙江省近日下发《关于印发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411”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7年）的通知》，今后5年，该省将重点推进1000个以上省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万亿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虽然在应对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增长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由政府主导的计划还是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地方负债趋高、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这一轮计划中应该避免的。
　　林江分析，广东、浙江两省的产业结构十分相似，市场发育度高，外贸依存度很高，近年来对投资驱动依赖度都比较低。但在目前外贸和内需情况不太好的情况下，投资拉动是很好的一个途径。
　　他认为，在资金来源上，广东、浙江不仅自身财力较为雄厚，更为重要的是，两省是全国民间资金最为雄厚的地区，充分发挥民资优势，可以避免当年4万亿投资的不利因素。“怎样才能让民资顺利进入，怎么让有钱的人和懂运营的人对接起来？这就需要政府加快金融创新和投资模式创新，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