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样本调查城镇化诱惑与“鬼村”魅影

　　地处湖北云梦县北边的肖汤村，原本是一个拥有300多人的自然村，现在却仅剩房子与林木，人迹罕至，偶有个别老人出没，已形同“鬼村”。而附近的罗店村、龙凹李等村落也是人去村空，半数村民已不见踪影。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当人们都在关注“鬼城”现象的时候，“鬼村”正在悄悄形成。
　　地处湖北云梦县北边的肖汤村，原本是一个拥有300多人的自然村，但是现在却仅剩房子与林木，人迹罕至，偶有个别老人出没，已形同“鬼村”。而附近的罗店村、龙凹李等村落也是人去村空，半数村民已不见踪影。
　　最令人讶异的是，记者儿时就读的小学目前仅剩3名老师（包括校长）和17名学生，就连宽大的操场也已外包给养鸭户。而在两年前，这里尚有百余名学生，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则有近500名学生。
　　伴随人口数量的锐减，校舍及村落也呈现出破败不堪的景象。除了生育率下降之外，农村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两代农民集体逃离
　　罗方（化名）是一个年届四旬的中年汉子，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北或山东的房地产工地打工，即俗称的“泥巴匠”，其余时间则打理家里的几亩地。在罗方这位地道的农村人看来，去北方打工才是主业，务农反而成为了副业。
　　“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我们老两口在东北一年可以挣五六万元，家里的几块地也可以挣三四千，这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罗方说，他基本上从庄稼地解放了。自从农业税取消后，现在种地不但不需要额外的开销，反而还有各种补贴，加上现在水稻种植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进（从插秧到旱直播），农民不需要随时去打理，这样就省下了大量的时间。
　　据了解，在农业税条例于2006年初废止后的刚开始几年，以罗方为代表的务农人员还不大适应，毕竟罗方经历过农村“大锅饭”时代及后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内心深处一直认为农民种地交纳皇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罗方甚至认为种地是他与生俱来的义务，他出生在农村，就要种地。于公而言，他要缴纳“公粮税费”；于私而言，种地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他不敢想象一旦失去土地或遇到荒年将何以安生。
　　“现在没有这个顾虑，跟你说个实话，就算地里一棵庄稼都长不出来，我也不愁，我又不指望靠它创收，也不担心谁找上门要钱。”因此，罗方每年只花很少的时间打理庄稼，丰收则罢，歉收也不心疼。
　　当记者问及子女现在都在何处安身的时候，罗方说他儿子高中辍学后去了苏州做装修，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子，女儿则在武汉上大学。
　　“女儿大学毕业后肯定留在城市，儿子说什么都不肯回老家，更不想务农，打算在县城买一套房，做个城里人。”谈到一双儿女，罗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罗方说，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他已经相中了县城的一处在建楼盘，三居室的房子，总价约为40万元，准备凑20万元的首付，他自己出10万，儿子一家出10万，然后再以儿子的名义向银行申请住房贷款。
　　刚开始的时候，罗方并不赞成去县城买房，主要是觉得太贵了，但后来经不住同村人的劝说才做此决定，内心深处也想过一把城里人的瘾。更为重要的是，村里附近的幼儿园及小学教学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罗方也希望孙子从小就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而县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对于罗方而言，能搬到县城已经是无上荣耀的事，可以脱掉“农装”了，虽然农民并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身份。
　　罗方暂时还没有搬走，而同村已有一半的家庭先后搬到了县城或县城近郊的镇子里，最差的则搬到了国道边上，虽然国道边上也是农村，但人口比较集中，出门也要方便很多。
　　据不完全统计，国道边上一套总建筑面积约为140平方米的房子售价在10万元左右，而镇里同等住房约为18万元，县城则在30万元~50万元之间，这就是农民搬家的直接成本。
　　如果单凭罗方一人，恐怕很难在县城买房子，银行绝不会为他这样年届四十的人办理贷款，但加上罗方的儿子，县城买房就不再是梦了。在父子两代人组成的一个大家庭的共同努力下，罗方即将成功转型为城里人，而父子两人共同的老家只能空置，当空置的祖屋越来越多的时候，“鬼村”便出现了。
　　尴尬的转型
　　李亮（化名）是个农村出生的80后，初中没毕业就去东北打工了，至今已工作15年了，在工地上是一个好手。与岁数相仿的同村青年相比，李亮显得比较成功。2011年，他就在县城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今年还准备买一部小汽车，引得同村那些曾读过大学但还在北上广深蜗居的少年玩伴们羡慕不已。
　　目前李亮的儿子就在他家附近的幼儿园读中班，李亮的母亲则负责接送。原本李亮的父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前一阵老父亲和物业的人吵了一架负气回乡下了。
　　李亮的父亲平素一贯勤俭节约，用李亮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父亲一看就是农村人。前期管理处提高了垃圾处理费，导致李亮父亲极度不满，前去和管理处理论，问凭什么提高费用，还说以后的垃圾自己处理，能不能不交这个费用，但最后理论未果。
　　让李亮父亲不明白的是，还有公共设备维护费、绿化养护费等，总之一切和物业管理费相关的费用，老爷子都不能理解，觉得不应该承担这笔费用。
　　此外，还让李亮父亲不能接受的是，李亮希望儿子从小练就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此有时候要求他跟儿子交流时别总说太过晦涩的方言，此举再次招致老爷子不满，一气之下回老家独住。
　　据李亮介绍，他们小区里类似的情况很普遍，有时连他们这些70后、80后都难以接受各种费用。有些年轻人其实更愿意在县城近郊居住，没有额外的费用且居住条件更好，但是考虑到下一代的教育及人文环境问题，他们还是被迫搬到了县城，他们觉得这一代不如城里人，不能让下一代继续落后于城里人。
　　然而摆在李亮面前的问题是，他在县城的房子其实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他和他妻子长年累月都在外省打工，每年只有春节至清明期间才回到家，部分家庭甚至每年在家都不会待一个月。在不考虑投资属性的背景下，李亮等人位于县城的房子实际上只是一个临时的栖息地。
　　“我们在县城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只能去外面打工，赚钱了才能回来，又要还房贷，又要应付各种支出，压力很大。”李亮告诉记者，他们本质上还没有摆脱农民的角色，在外面打工时，他们被人称为农民工，往往是父亲打工买房传给儿子，儿子继续在外打工，除了在比他们更穷的村民面前适当炫耀一下之外，县城里的房子对于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意义。
　　不过，刚过而立之年的李亮有着自己的算盘。他认为，在县城买房只是摆脱农民角色的第一步，第二步需要由他儿子来完成。
　　县城二手房有价无市
　　农民进城的住房需求同时刺激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云梦县城某个小区，几乎被一两个村子包圆。当初该小区还在开发的时候，有几个村便组团前去预定。而从2009年以来，县城每有新楼盘发售，往往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抢购一空，甚至还要多方走动关系才能预定一套房，这样的需求即便是在人口高度膨胀的北上广深也并不多见。
　　据云梦当地的一个中小型开发商负责人对记者所述，2008年前后，云梦的房价约为700元，而现在则逼近4000元，个别楼盘则超过5000元，即便是孝感的房地产市场也不曾见到这样的盛景。该负责人还建议记者及早购房，否则房价将继续上涨。
　　据了解，近年来涌现的购房者主要来自于各个乡镇，李亮就是其中之一。与武汉城乡结合部政府主导的农村人口迁移不同的是，云梦农村人口迁移则更具自发性，没有任何级别的政府建议他们迁入县城，他们也不太清楚所谓的城镇化。
　　然而，他们却分期、分批地大量进入县城，在抛弃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同时，也为县城房价在5年内上涨5倍贡献了力量。这同时也意味着县城原居民名下房产的迅速增值。
　　到目前为止，房价的这种上涨预期依然存在，以至于出现了民间借贷行为。某项目公司以开发房产为名，以25%的年息向县城较大的商户借钱，而这些商户则以自有房产作为抵押向更多的人借钱，年利率是15%。在这个融资链中，各商户实现了低借高贷赚取10%息差的机会，最终的担保物就是项目公司还未开发的房地产。若非庞氏骗局，那么这一切都建立在云梦房地产将继续走高的预期上。
　　尽管云梦原居民没有像香港人仇视内地购房者推高房价一样对待来自于各个乡镇的购房军团，但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二手房有价无市。
　　在北上广深，都市新贵们在市区买二手房，一般的白领在边缘地带买新房。但是云梦不一样，作为湖北省面积相对较小和人口密度最大的县城，住在云梦县城中心和周边地带的居民不会感受到明显的差异。在即将赴县城买房的村里人看来，花40万元买新房是脸上增光的事，而花这么多钱买二手房无异于精神错乱。
　　也正是由于如此，记者一位在云梦县城中心有两套房的朋友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买家。据他所述，这两套房看上去都很旧，很难以适合该地段的价钱吸引买家。
　　在房市持续升温的同时，云梦的消费水平也令人大吃一惊，甚至不少云梦人对记者表示，云梦的消费肯定高于深圳原关外地区。这里云集着中百仓储、孝武超市及周生生等商家，物价直逼北上广深，其地标建筑号称孝感第一高楼。不过云梦的平均收入却远不及北上广深，支撑这个消费型县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答案仍需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