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经开区前进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永群
    4月2日，安徽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情况，这一天，正是合肥经开区建区20周年前夕。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例行常规发布会，不过，对一个开发区而言，能以市政府和省政府新闻办名义进行新闻发布，至少表明，开发区在该省处于举足轻重位置。
    从时间上看，成立于1993年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国家级开发区梯队中属第三批，在此之前，国家已经批准两批38家。从时间跨度看，第三批与第一批相差近10年。追溯时间则因为，在2013年1月6日一年一度的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上，公布了最新国家级开发区位次，在由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体制创新五个子项构成的综合投资环境评价中，合肥经开区的排名较上一年提升两位，列全国第13位；在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中蝉联第一。其中，体制创新指标排名全国第一，生态环境指标排名中西部第一。
    上述表明，开局的20年，合肥经开区在大步跨越。在越来越强调生态环境与体制机制改革的 “后开发区时代”，上述两项指标，合肥经开区的两个第一，看起来，其跻身前10，或许真的只是时间问题。
    合肥经开区这种火线上升态势，从客观上说，反映了产业由东向中西部转移的大趋势。比如杰事杰新材料公司，这是一家掌握中国工程塑料行业超过40％核心专利、市场份额30％的公司。2006年，因在上海50亩基地产能难扩容，杰事杰落户合肥经开区，目前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工程塑料制造基地。当然，杰事杰并不是一开始锁定合肥经开区，也是在合肥经开区一系列真诚服务打动下才落户的。
    而就主观而言，则折射出合肥经开区人的某种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位于泛长三角地区，夹在长三角与中西部省份之间，尤其是在近年中西部国家级开发区大扩容及这些开发区借势大发展前提下，合肥经开区的这种区位条件既可能成为其谋求更大发展的“地利”，也有可能令其陷入被边缘化的尴尬。合肥经开区必须将机遇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在此方面，联想落户的不仅是达2500万台产能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基地，在其研发基地中，合肥经开区的研发基地也比肩厦门、成都，并有望成为其最大一个。此外，合肥出口加工区获批、合肥经开区和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合作共建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创业园”等宏大战略，正是它主动出击的体现。
    从“开放窗口”到“引资高地”、从“一业为主”到“两业并举”、从“开发建区”到“城市新区”，20年间，合肥经开区抓住发展机遇和节点，以仅占合肥市0．6％面积的土地，贡献了全市近20％的经济总量和30％以上的工业产值，在2010年成为安徽第一个千亿开发区后，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已达2290亿元，此前17年才达到的高度，现在两年实现。
    “2009年我接手合肥经开区，我们非常理性。”合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姚卫东说，当时开发区面临的各方面情况与16年前大不同。首先，资源、体制条件变了，社会心理变了，国际国内环境变了，整个中国的发展理念变了，开发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必须走新的路子。其次，开发区的体制机制在慢慢钝化，需要重塑并发扬开发区精神。再次，集约发展的要求，开发区必须腾笼换鸟。“不管困难多少，但一个趋势没变，那就是，合肥经开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驻足落户。”姚卫东介绍，开发区内内外资企业产业结构明显改善，研发中心迅速增加，大企业的“大块头、大创新、大引领”作用显现，高新技术产业正在集聚，区内企业科技含量明显提高，创新的新技术在安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力量源泉一方面来自合肥经开区人对未来的把握。合肥经开区人喜欢用“绿区”来介绍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三届管委会班子，始终把建设“绿色开发区”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因而，区内有两大天然湖已经从规划层面确定继续保留下去，湖面与周围生态保护区面积可达5000亩，这对寸土寸金的开发区来说，简直是奢侈。当然，这种“浪费”将是未来最大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开发区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循序渐进上。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例，这项目前排名全国第一的指标，从1997年第一轮体制改革至今的六次改革，都呈现出一脉相传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每次改革都承接上次改革，为下一阶段发展铺路思路未变，并没有另起炉灶，正是这种连续性保证了发展的科学和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