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夜话他们眼中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各市市长以及区长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座城市和一个区域的CEO。他们对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思考，倾听他们的声音，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实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有助于我们在思考城镇化宏大命题时找到准确的切入口。
　　在2013年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期间，3月30日晚，《第一财经日报》和城市中国网共同主办了市长夜话栏目，邀请了上海市宝山区区长汪泓、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市长Naheed Nenshi、广州市番禺区区长楼旭逵、宁波市海曙区区长吴胜武畅谈了市长（区长）的体会。
　　市长夜话活动由《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和城市中国网总编辑冯奎主持。
　　国内外市长（区长）都感慨城市管理的复杂，在面对民众、学者、媒体的不理解时，吴胜武和汪泓笑言邀请媒体人员也来当一天市长甚至一年市长，来体验城市管理之复杂。
　　市长眼中的城镇化
　　秦朔：在新型城镇化探索过程中，各位都有自己的经验，可能也有“迷路经历”，未来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汪泓：宝山区面积有300平方公里，其中在城乡接合部的地方占总面积有1/3。宝山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逐步提升城乡接合部的城市化水平，然后使传统重工业能够成为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也就是说城市转型一定要和产业转型同步匹配。
　　上海市宝山区常住人口216万人，有户籍的大概在90万人。因此它又是一个外来人员集聚地区。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程度不高，因此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集聚地，我们的城市规划一定要和产业规划有机结合。
　　第二个是户籍制度管理问题。我认为户籍制度要改革，但外来务工人员应该有两个合理，一个是有合法的合理的居住条件，另一个是在上海有工作的余地和空间。如果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工作和相应的居住环境，将会给城市化进程带来极大困难。
　　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的确成了政府在下一阶段配置公共资源当中很头痛的事情。比如孩子教育这块儿，外来务工人员希望寻找孩子的读书空间，所以针对大量人口的导入，宝山区每年学校增加二三十所，三到五年增加100所学校。宝山这一年公共财政投入教育的是21亿元，我来了一年以后是37亿元，增加了十几个亿，我们一年公共财政有156亿元，37亿元用在教育上还是比较大。
　　还有我们考虑社会保障，现在实际上外来人口进城以后，一个是他的居住环境，一个是他的保障条件。
　　再就是交通问题。我们觉得如果交通网络体系不做好，公共的交通资源不配置好，比如轨道交通，或是公共的巴士整个网格不健全的话，对整个城市发展是危害很大的。
　　楼旭逵：我觉得十八大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提法是非常科学和高明的。新四化一定是统筹协调的。城镇化要把握的大方向，我觉得要从这四化里面来统筹协调，上升一步从哲学的层面讲，这里面应该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生态文明。
　　这四个文明跟刚才讲的四个化是完全对应的。某种角度讲需要这四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你只要提供农业产品、工业产品、服务品还要提供生态产品。
　　我们现在更加突出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建设智慧城市提出了四个面向，面向居民、面向家庭、面向企业、面向城市。对于面向居民来说，我们提出了民生积分制度，通过民生积分来决定是否可以入学或者入户。比如，住合法的房子有几分，住非法的房子没有积分，列入黑名单的房子你要住的话要扣分。从这个角度就是来避开户籍制度，这样多变量地衡量一个公民，也使得大家有一个导向，慢慢成为一个城市的公民，建设公民社会。
　　吴胜武：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我抱着一个非常冷静的态度。城镇化从秦始皇开始就一直做这个工作，我们只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说法而已。
　　2008年的时候我们宁波在宁波全国第一个提出来把宁波建设为一个智慧型的城市，应该说当时也是走在比较前面的。但是经历了五年的时间我们感觉这个道路应该是确实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每一个领导上来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会要努力改变一切，但现在我们慢慢的改变建立一个观点：我们尽量在我们任期的时间里面认真的做好几件可行的事情，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务实的态度。
　　比如作为城市的管理者也好，运营者也好，我们会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个现在究竟发展目的是什么，现在有比较流行的话就讲，美丽中国或是幸福中国、幸福感城市。一个区域的发展，可能我们更多地要会注重这个区域居民的感受。第二个是提高运营效率。
　　其实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做好顶层设计，或者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所有参与到这个系统里面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意见能够表达进去，至于这个结果怎么样，我觉得都是看个人的感觉。
　　Naheed Nenshi：我主要的挑战是，作为市长一定要提供最好的合格的公共产品，保持最大的吸引力。
　　我们郊区的发展很兴旺。这种发展其实代价很高，你要在郊区建大量的基础设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让居民集中，提高住宅密度，让人们感觉到更好的生活质量。
　　这意味着我们要做三件事情，在城市中心，我们要建更高密度的住宅，以便于提高住宅密度。另外我们要建设新郊区，像你们在建设宝山区这样的，包括靠近交通枢纽、交通干道等一些基础设施，以便于避免交通堵塞。第三部分是最难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把现有的居民区开发起来，让人们更愿意住进去，这是我认为我现在的语境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对于市场和政府界限问题，我认为政府是管理者、调剂者。我们实际上定了一个比较低的最基本的管理标准，比如城市建筑的最低密度，包括道路、医院、学校的规划。这些标准到位之后，我们并不在乎市政的名字是什么，那是私人开发者的工作。
　　我们的市场是完全自由的，但我们必须在规划方面和标准方面非常严格，私人投资者的建筑必须满足我们市政府的目标。
　　财政支出压力很大
　　秦朔：居民对政府对公共产品上永远是不满意的，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又取决于自身的财力，请问一下我们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他们跟公共产品的供应关系怎么样，是不是你们发展得都不错，没有这个压力？
　　Naheed Nenshi：我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是警察、消防、电力、交通等，在我们政府里面我的支出能力是最小，市级预算是30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唯一税收——物业税，其他的一半来自市民付的费用包括公交费等等。我们平衡预算还是很有挑战的。
　　我们市每年上交40亿美元税收给省政府，中央政府是100亿美元。我们现在很难找到钱来建设一个土建项目，市里一个交通项目能否建设最终取决于上级政府，我找上级政府，跟省长和总理说我们需要这笔钱。而市里的居民认为这笔钱应该由市里出，所以每天都在进行这样的争论，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拿到这笔钱投资交通。
　　吴胜武：越有钱的地方其实钱越不够花。我们一年70亿元的财政收入，我们现在也在举债，项目很多，整个“十二五”我们政府投资达到500亿元做这些事情，现在主要包括四块，产业发展的平台建设的项目、文物文化软实力的保护资金投入、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智慧城区的建设投入、公共服务产品投入，这四笔支出目前来说量非常大。
　　按照整个中国政府的运行情况来看，现在群众正常的需求确实增长得非常快，所以我觉得要增加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可能会有两块工作同时要做。一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发展，来获得更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二是要进行适当的引导，降低大家对预期需求的增长程度。
　　汪泓：公共财政有效支配在于预算决算时怎么考虑谋篇布局。一些领域公共预算每年有个增幅，比如教育、就业等，这些有专项要求和法定的增长数，要按照发展规律考虑。
　　然后是老百姓的事情。比如说居农民收入的增长比例，比地方财政或是增加值同步，或是略有增加一个百分点等，这也是我在考虑的问题。另外还要考虑到法律和行政赋予我的职责。
　　我们在有限的财政支出下，去投资在规划体系中能带动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项目。比如在宝山做上海老城区改造的基地，就是廉租房、经适房、公租房、动迁房“四位一体”保障房体系。如果是做“四位一体”保障房体系，很多地方不愿意做，而我愿意。因为有了这个才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有利于改善我们道路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
　　地方政府要学会借势发展。比如上级政府想做“微笑企业”的改造，我们将一个靠近市中心的6平方公里的藏污纳垢之所进行改造，2平方公里做大绿化带，2平方公里做成居民的集聚区，还有2平方公里可以作都市的经济总部。这让城市的形态、结构、面貌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整个城市借助于这样把这个地区社会的功能和经济的布局有机结合起来。
　　同时政府要利用平台撬动各种民营资本入驻，推动城市发展。比如我们要建设综合体，有企业愿意做，并且投入资金，我们就要求它协助政府做交通枢纽的配套等，并将宝山的大型文化综合体纳入进去。政府不能再造文化馆，因为体制机制问题，比如人员编制限制，所以让市场经济来配置各种资源。
　　此外政府还要把握好大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把我们的设计理念、整体布局的理念放进去是有成效的。
　　市长与市民
　　秦朔：如何处理市民参与城市公共管理的关系？
　　楼旭逵：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慢慢探索一个办法，把政府行政分为五个阶段，就是发现问题、派遣工作，处置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就是政府考核，还有群众反馈。
　　另外我们就是动员群众参与，我们对群众投诉的事可以一般性的问题奖励3块钱的话费，举报违章建筑奖励10块钱，举报火灾最高可以奖励5000块。通过发动群众参与，让群众发现部分问题，通过前述五个环节来处理，尽量和民生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吴胜武：过去很多事情要么对要么错，现在很多事情很难讲你是对的还是我是对的，因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价值观多元化了。我后来就想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老百姓老盯着政府，他就认为你是不对的，其实我们确实做了一件错不对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把本应该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选择权给他们。
　　Naheed Nenshi：我想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公民把自己当成主人。比如街道上有一个问题，要政府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自己来负责任，自己让这个社区更好。
　　比如下雪之后没有及时扫雪，公民是向市政府要求派更多人来，还是自己扫雪，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让社区动员起来，让他们把自己不只是当作消费者，而是把自己作为主人。我想只要让公民和政府携手合力，我们的问题一定能解决。我想这是关键。
　　小结
　　冯奎：我发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其他三位都叫区长，但是我们Naheed Nenshi叫市长。首先第一个区别就出来了，在国外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区，它往往都要朝着完全城市的方向发展，相对独立、自治。如果一个国家有很多这样的相对独立自治的城市，可能更有利于发挥地方这种经济组织体的作用。
　　第二个，中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的应该是满足居民的需要。随着我们城镇化的日益发展，我们也终将过渡到政府从经济领域慢慢退出，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一定会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第三，中国市长需要学习沟通技巧，决策需要市民的参与，与他们反复地沟通协商。
　　另外，我们的城镇化发展一定要将政府、企业和社会其他组织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
　　秦朔：我简单做个小结。我觉得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一大批适应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新型市长。
　　第一，新型市长是能够更加平衡、具备复合能力的市长。今天对于市长的要求不仅仅是GDP增长，还有民生、环境问题，还要处理好上下关系、左邻右舍关系、区域之间关系、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关系。所有这些，对市长的平衡性、复合性要求很高。
　　第二，新型市长应该是有远见、有作为的市长。虽然市长要平衡协调很多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机遇，敢于变革和转型。如果采取不触及问题矛盾、不作为的态度，新型城镇化就没有希望。
　　第三，新型市长也是懂得自我约束的市长，懂得从民意中吸取意见的市长。
　　最后，仅有市长也是不够的。中国的城镇化也好，现代化也好，不仅需要能够更好治理的政府，也需要更好的公民社会和社区。如果公民仅把政府作为对立面或是挑战者，不认为自己也是整个公共社会建构中的有效单元的话，我们的整个社会和城市发展还是会有很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