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小城镇应协调发展
中国城镇化的潮流中,大城市的发展无疑备受关注。在饱受各种户籍歧视和城市病的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大城市依然拥有绝对的魅力,马太效应让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政策倾斜。中小城镇的发展虽然不断被“重视”,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以至于发展机会和条件常常被打折扣。
这种现象在日前举办的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屡屡被提及,学者和官员更多提及的一个思路是两者协调发展,资源和政策多向中小城镇倾斜。
大城小镇发展不协调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就直言,就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来讲,中央一开始就明确一个方针,叫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是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口需要转移,完全靠大城市肯定是不行的,完全靠小城镇也是不行的。
但是,从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因为我们体制和制度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了我们的资源和要素分配往大城市集中。城市越大,行政层级越高,集中的行政资源和投资机会往往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我们希望人口向中小城市去,但是几年实践下来,人口还是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流动。”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则表示,从全国情况来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目前主要表现为大城市是爆发式发展,而中小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北京人口在十年之内增长了41%,上海增长了37.5%,天津增长了29.3%。这些城市(人口增长)97%都是(因为)外来人口迁入。与此同时,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只有5.8%,也就是说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也注意到,行政等级的不同导致公共资源分配上的巨大差异,再叠加上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使得中国城镇化面临多重挑战。她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江苏、浙江等地也试点扩权强镇,尝试让小城镇拥有更多财力和资源,以促进当地发展。不过她也强调,这些地方的做法何时能够全国推广仍然在规划中,尚不能透露。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则指出:“全世界城市化潮流是农村人进城,中小城市进大城市,是不是中国可以走出不同的道路,我打一个问号。”他认为,有一些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就业,通常是经过精确的计算,把成本、服务、方方面面的销售都算到位。为什么跑到北上广都是有原因的,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否则所有努力都是失败的。
针对这种现象,黄守宏认为要有一个产业布局的调整。若要“鼓励中小城市发展”不成为一句空话,要有产业政策倾斜,公共的投资要向中小城市倾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有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才可以吸引公民到中小城市来。
所以黄守宏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下一步推进城市化的重点,从发展战略角度来讲,就是要适当地控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加大力度支持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人口到这里来。“这样调整之后,也为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很好的条件。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克强总理的相关讲话,都可以看出这方面的迹象。”黄守宏说。
邱爱军还表示,现在有一个新的倾向,就是随着相关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中西部地区的一些支持政策出台,出现流动人口返回到中西部倾向。“根据调研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自身产业发展起来后,很多人开始回到中西部地区,在那里就业。当这样的变化趋势出现时,政策上也会有新的调整。”邱爱军说。
城镇化要少干预多特色
华生也强调,政府的导向作用非常重要,不能嘴上说提倡往小地方去,但是国家的大项目、大机关、大总部都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当中。如果人们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过得那么好,把所有资源集中,又设立门槛不让小城镇的人前去,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中小城镇活得很舒服,他们当然愿意去,但现在小城镇的级别越低,资源越少,文化生活越匮乏,人家不愿意去。
胡存智认为大城小镇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他说,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是经过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修整、城镇之间的长期互动,以及功能上的协调互补,还有人文关系的不断积淀形成的。所以这个过程也不需要过多的人为干预。
胡存智建议在没有办法避免人为影响的情况下,应以正确的理论和历史上成功发展的经验来引导。以城镇发展和形成的理论为指导,以科学理性的正确影响来代替一些盲目、粗浅、错误的人为干预。
“现在人们还是集中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就业和生活,这就说明引导上还是有问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章仁彪告诉本报记者,“小城镇数量增长,但是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即便是大城市发展也有着蜂拥而上、片面追求国际化的弊病。”他还举例说国内一度有四十几个城市定位为国际性城市。所以,章仁彪特别强调城镇化不能遍地开花,到处建新城,城市化更不能千城一面、千篇一律。“这也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系,追求统一抹杀了地方特色和个性。”
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地方做出了探索。苏州广大集团董事长朱昌宁就认为他们走出另外一条道路——发展卫星城镇,慢慢培育城镇市民。该集团正同江苏省张家港市的凤凰镇合作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式的小镇。该小镇离上海近1小时的车程,离苏州、常州、无锡30分钟的车程,把原来相对比较自然的镇,再加上一些村落,进行一些改造,可以住14万~15万人。
朱昌宁认为,通过休闲度假,加上观光、养老,可以把城市里的人吸引到乡下来。有一些人长期在这里住着,有一些人的父母在这里住,子女在周末的时候来看望老人,这就形成了一些新的产业。这个产业一方面把城市里的人带来,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使当地年轻人有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中去。
“这种城市人到乡下生活居住,类似于西方的逆城市化,这是在城市与乡村消除公共服务的差别后做到的。”章仁彪认为这样的难度也不小,因为目前城镇化的发展重点还是要靠产业支持。
这种现象在日前举办的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屡屡被提及,学者和官员更多提及的一个思路是两者协调发展,资源和政策多向中小城镇倾斜。
大城小镇发展不协调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就直言,就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来讲,中央一开始就明确一个方针,叫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是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口需要转移,完全靠大城市肯定是不行的,完全靠小城镇也是不行的。
但是,从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因为我们体制和制度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了我们的资源和要素分配往大城市集中。城市越大,行政层级越高,集中的行政资源和投资机会往往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我们希望人口向中小城市去,但是几年实践下来,人口还是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流动。”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则表示,从全国情况来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目前主要表现为大城市是爆发式发展,而中小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北京人口在十年之内增长了41%,上海增长了37.5%,天津增长了29.3%。这些城市(人口增长)97%都是(因为)外来人口迁入。与此同时,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只有5.8%,也就是说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也注意到,行政等级的不同导致公共资源分配上的巨大差异,再叠加上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使得中国城镇化面临多重挑战。她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江苏、浙江等地也试点扩权强镇,尝试让小城镇拥有更多财力和资源,以促进当地发展。不过她也强调,这些地方的做法何时能够全国推广仍然在规划中,尚不能透露。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则指出:“全世界城市化潮流是农村人进城,中小城市进大城市,是不是中国可以走出不同的道路,我打一个问号。”他认为,有一些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就业,通常是经过精确的计算,把成本、服务、方方面面的销售都算到位。为什么跑到北上广都是有原因的,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否则所有努力都是失败的。
针对这种现象,黄守宏认为要有一个产业布局的调整。若要“鼓励中小城市发展”不成为一句空话,要有产业政策倾斜,公共的投资要向中小城市倾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有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才可以吸引公民到中小城市来。
所以黄守宏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下一步推进城市化的重点,从发展战略角度来讲,就是要适当地控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加大力度支持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人口到这里来。“这样调整之后,也为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很好的条件。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克强总理的相关讲话,都可以看出这方面的迹象。”黄守宏说。
邱爱军还表示,现在有一个新的倾向,就是随着相关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中西部地区的一些支持政策出台,出现流动人口返回到中西部倾向。“根据调研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自身产业发展起来后,很多人开始回到中西部地区,在那里就业。当这样的变化趋势出现时,政策上也会有新的调整。”邱爱军说。
城镇化要少干预多特色
华生也强调,政府的导向作用非常重要,不能嘴上说提倡往小地方去,但是国家的大项目、大机关、大总部都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当中。如果人们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过得那么好,把所有资源集中,又设立门槛不让小城镇的人前去,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中小城镇活得很舒服,他们当然愿意去,但现在小城镇的级别越低,资源越少,文化生活越匮乏,人家不愿意去。
胡存智认为大城小镇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他说,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是经过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修整、城镇之间的长期互动,以及功能上的协调互补,还有人文关系的不断积淀形成的。所以这个过程也不需要过多的人为干预。
胡存智建议在没有办法避免人为影响的情况下,应以正确的理论和历史上成功发展的经验来引导。以城镇发展和形成的理论为指导,以科学理性的正确影响来代替一些盲目、粗浅、错误的人为干预。
“现在人们还是集中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就业和生活,这就说明引导上还是有问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章仁彪告诉本报记者,“小城镇数量增长,但是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即便是大城市发展也有着蜂拥而上、片面追求国际化的弊病。”他还举例说国内一度有四十几个城市定位为国际性城市。所以,章仁彪特别强调城镇化不能遍地开花,到处建新城,城市化更不能千城一面、千篇一律。“这也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系,追求统一抹杀了地方特色和个性。”
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地方做出了探索。苏州广大集团董事长朱昌宁就认为他们走出另外一条道路——发展卫星城镇,慢慢培育城镇市民。该集团正同江苏省张家港市的凤凰镇合作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式的小镇。该小镇离上海近1小时的车程,离苏州、常州、无锡30分钟的车程,把原来相对比较自然的镇,再加上一些村落,进行一些改造,可以住14万~15万人。
朱昌宁认为,通过休闲度假,加上观光、养老,可以把城市里的人吸引到乡下来。有一些人长期在这里住着,有一些人的父母在这里住,子女在周末的时候来看望老人,这就形成了一些新的产业。这个产业一方面把城市里的人带来,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使当地年轻人有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中去。
“这种城市人到乡下生活居住,类似于西方的逆城市化,这是在城市与乡村消除公共服务的差别后做到的。”章仁彪认为这样的难度也不小,因为目前城镇化的发展重点还是要靠产业支持。
标签: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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