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应以预算法修改为突破口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财税体制改革应以《预算法》修改为突破口
　　
    缪琦

　　争议不断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审议，至今仍没有进一步消息。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看来，《预算法》修正案搁置是目前最好的结果。自2007年开始关注《预算法》以来，韦森一直努力推动《预算法》修改的民主和公开，并组织17位教授撰写公开信，为国务院和人大提供了如何完善《预算法》的重要意见。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这位提出“以预算民主为核心制衡政府财权”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制约政府的权力才是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而从财税体制改革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核心中的核心。

　　分税制改革：财力要与事权匹配

　　第一财经日报：回顾过去十年，您觉得我国财政改革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韦森：应该说分税制改革后，要看到中国的进步，特别是在1990年试行《预算法》之后。有了《预算法》之后，公众开始关注预算了。没有《预算法》，没有约束机制就会导致政府想征什么税就征什么税，想花在哪就花在哪。

　　这几年，无论是财政预算编制、征税能力和预算公开，都在进步。但目前，中国财税体制很重要的问题是：好也是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有问题也是分税制改革带来的。

　　日报：分税制改革下一步要怎么走？

　　韦森：分税制改革导致大部分钱被中央拿走了，地方钱相对很少，但事权又落在地方。没有钱就逼着地方政府采取另外的渠道，一是卖地，二是向银行贷款，导致地方负债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分税制非改不行。

　　如何让财力和事权匹配？有两个路子：一是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二是进一步把地方权力向中央收，同时让中央多扛事权。我的观点是，在地方政府负债严重、各自为政的乱象中，可能给中央管会好一点。

　　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怎么把钱用到民生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赞成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与其把风险留给银行，不如留给投资者。允许地方发债，但买债与否交给投资者决定，这就分散了风险，也运用了市场机制。

　　日报：对于最近热议的房产税扩容您如何看？

　　韦森：我觉得控制房价最好的办法是推出房产税，但这可能会给中国房地产的打击太大。

　　目前中国房地产这么热，但个人按揭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才2万多亿。现在总共有70多万亿的贷款余额，其中可能有十几万亿在房地产上，其中主要是开发商的贷款和土地贷款，老百姓的按揭贷款所占比例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