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增长动力是城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 下一个增长动力是城镇化

　　郭丽琴

　　亚洲地区由于其地缘经济的复杂性，发展程度的不一致，导致长期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力度不够。

　　新的一年，面对欧债危机的不确定，美国财政悬崖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该如何应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在孟买召开的2012亚洲金融合作会议间隙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

　　隆国强认为，一方面亚洲各国各区域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亚洲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区域，有大量资金流入其他发达金融市场，而未用于亚洲本地经济发展。因此亚洲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把这些资金用于亚洲区域实体经济发展。

　　明年最大不确定性是房地产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中美经济都有触底反弹迹象，你如何看明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向？

　　隆国强: 此前很多研究机构认为三季度是中国本轮经济周期的谷底，现在从季度上来看，还是基本准确的。只是我觉得10月份数据比预想的差了一点，底部晚来了几十天。从先行数据来看，目前汇丰PMI跃上了50的荣枯线，中小企业状况也在改善。

　　中国出口也开始受益于外需市场的复苏，这其中原因很多，有企业自身的改革，比如降低成本，也有政府一系列稳外需政策在起作用；此外，还有基数作用，去年8月份以后，出口总额是逐步下滑的。我们也曾经预测，今年出口是前低后高，但就目前来看，2012年全年进出口增长达到10%不太可能。

　　明年有更为特殊的状况，从外部来看，比今年复杂。今年最大的问题是欧债危机，明年还将延续，主要表现为西班牙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为应对财政悬崖肯定会有所作为，但力度不足以抵消6000亿美元带来的影响。

　　明年日本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今年经济数据来看，日本一季度还行，二、三季度比较差，主要是以日本政府非法购岛事件为代表的政治事件，带来了不确定影响。

　　今年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于，中美两大经济体都经历了触底。而历史上中美换届年，其经济增长都是高于其经济周期所表现的水平的，但明年各国政府刺激意愿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烈了。

　　原来我觉得，明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在房地产，因为今年政府一直在调控，防范房地产泡沫破灭，总体来说比较平稳，各城市有涨有落，防止了房地产大幅度下滑。明年政府还会继续调控房地产。明年政府也没有很强的动力去采取更激进政策去刺激经济，更多的是经济内部自身的反弹，如果三季度谷底得到确认，明年经济会比今年经济略好。

　　城镇化是下一个增长动力

　　日报：你觉得影响明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隆国强: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的阶段。回顾历史，不管哪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会有一个突出的动力。

　　正如美国曾经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并产生了资产泡沫，中国过去30年经历了两个阶段，1998年之前，城市消费者对于吃穿用这样日用消费品需求的释放，带动了轻纺工业、家电工业的发展。1998年由于外部亚洲金融危机，内部增长动力衰竭，出现了产能过剩。那一年，中国进行了银行体系、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造就出了新的模式，即以房地产和汽车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带动了重化工业、电力、钢铁、能源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资产泡沫，迫使政府调控。常有人把2012年与2008年作比较，但是我认为，这一轮更类似于1998年。而下一个增长动力，就是城镇化。

　　过去30年，我们有一个虚假的城镇化。因为很多农民实现了职业的工业化或者服务化，但是他的身份生活没有城镇化，难以像一个市民那样产生对消费品、对服务的需求。如果把这十几个百分点，真正转变成市民，就会对住房产生需求；如果要使这部分人安居乐业，就要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提供完整的社保，相应地，就会对城市的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产生强烈的需求。

　　截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突破50%，如果再提升十几个百分点，将囊括2亿人口；如果未来城镇化达到70%，还有20个百分点，将涉及接近3亿人。这个需求是巨大的，如果要把这个需求释放出来，不是靠经济刺激政策，而是要靠改革。

　　从最近的观察来看，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在形成推动新一轮改革的共识。但是，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推动改革的阻力也越来越表面化。比如国企改革，1998年亏损时推动较为容易，但现在获得了垄断利益，再想改革，就会面临阻力了。

　　促进区域内实体经济发展

　　日报: 从整个亚洲来看，明年涉及这么多不确定性，有没有相应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

　　隆国强: 其实亚洲区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来也没协调过，从来都是各干各的。最近几年有一个亚洲宏观经济监测办公室，但是没有起到协调政策的作用。

　　亚洲一体化的程度还是很低的，客观原因还是各地区发展阶段差距非常大，远未到一体化的程度。在亚洲，我们既有日本这样全球的发达国家，还有阿富汗、缅甸这样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洲有这样的差距。

　　从一体化程度来说，欧盟一体化程度最高，达到了货币一体化，而北美的贸易投资领域一体化程度比较高，东亚地区是后来者，在贸易投资领域进步很快，但也没有做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程度。

　　地区合作可以有很多种，一种是功能性的项目合作，这是目前最适合亚洲地区的实用方法，欧洲最早同也是从煤钢共同体发展而来的。亚洲主要是自贸区进步比较快，比如近期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覆盖这16个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进程。至于亚洲金融合作，我个人感觉，亚洲金融危机后，进展较快的是清迈协议，还有亚元，以及当时日本提倡的亚洲货币基金，但这些都是重在防范风险的协议。

　　日报：除了防范风险，如何提高亚洲金融合作水平？

　　隆国强: 区域金融合作，除了防范风险，还要促进实体经济服务。亚洲是外汇储备最多的一个洲，中国、日本等国外汇储备数量巨大。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实体经济缺资金。最好的金融合作方法，不是将钱全用来买发达国家的债券，而是用来进行区域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进行相互间的贸易投资。

　　我称这种合作为“从防范风险，到促发展，到防范风险并重”。区域内双边贸易投资，可以使用本币，可以减轻区域内开展贸易的货币风险，比如中国与印度，可以用人民币或者卢比结算。另外，可以搞一些地区内的产业基金，建跨境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这些措施，都需要一些政治意愿，比如在上合组织中，有的国家愿意做一些贡献。中国外汇储备，如果买美国国债收益大致为5%，如果投资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收益只有1%~2%，中国可以让渡这部分利益让周边国家受益，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中印合作，印度基础设施亟待发展，全国缺电，中方可以把美债卖掉，为印度电厂提供融资，印度电厂来买中国的发电设备建设电厂。

　　这种合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扩展，一些政治关系友好，经贸关系比较紧密的地区比较容易。比如亚行推的湄公河区域合作，着眼于泛亚铁路，新加坡、中国都能参与其中。

　　所有合作领域，一定要谈双向双赢，使用双方货币，让市场来选择。绝对不能只用卢比或人民币，不能谈“人民币国际化”或者“人民币区域化”。政府需要做的是，扫除制度性障碍，让市场来选择。中国政府最好只从微观程度上向企业表明在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减少汇兑成本，降低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