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分歧差异提升亚洲经济合作水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郭丽琴

[ IMF数据显示，亚洲国家贸易中超过一半为区内贸易，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但这些交易往来大都使用区外货币。如果亚洲各国更多地使用区内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和储值，可以有效减少汇率风险与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区内贸易和投资 ]

　　来过印度的人都说，这里有两个印度。

　　漫步于孟买的海滩，岸边尽是全印度最奢华的酒店，以及动辄价值十几万人民币/平方米的富人公寓。而就在这个城市的北端，却聚集着巨大的贫民窟和全印度最大的露天洗衣作坊。在这里，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男人才能承受。他们日夜劳作，利用“免费”的天然河水，为公共医院和周边的人们提供最廉价的清洗服务。

　　这里的现状似乎正好是亚洲的缩影——各国地缘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使得区域内经济金融合作尽管愿景良好，却极具执行难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在印度孟买举行的亚洲金融合作会议间隙接受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明年世界经济恐怕仍将处于缓慢复苏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亚洲各经济体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加强合作构建安全高效的区域金融和贸易体系，这对于我们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尤为重要。

　　他建议，增进亚洲货币合作、多渠道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亚洲资本市场、扩大亚洲国家本币在区域内的使用。

　　第一财经日报: 今年欧债危机发酵，中国经济下行，美国“财政悬崖”也走到危险的边缘, 你怎么看待明年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形势?

　　曾培炎: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美国经济面临“财政悬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继续，日本经济难以摆脱徘徊局面，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有所放缓，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较多，中央政府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鼓励民间投资、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措施。这对增强市场信心、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7.7%，CPI同比上涨2.8%。9月份以来，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加快。中国经济进一步趋稳，全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5%的预期指标。

　　明年世界经济恐怕仍将处于缓慢复苏状态。与此同时，亚洲正逐步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过去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8%，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0%，目前亚洲经济总量已占世界30%以上。未来几年内，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一个全新的“亚洲时代”呼之欲出。

　　然而，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而言，亚洲在涉及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上还是配角，话语权不大，影响力有限，这与亚洲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称、不匹配。我始终认为，亚洲应在重大机制和规则制定上发出更多声音，反映亚洲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为本地区的发展争取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日报: 你怎么看待亚洲经济金融合作目前的挑战所在?

　　曾培炎：亚洲国家谋求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离不开互相之间的团结与协作。然而相对于其他大洲来说，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还不高，各国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力量比较分散，缺少有效整合各国资源、共同谋求更大发展的合作机制。

　　譬如在金融领域，现有区域合作机制和区域金融机构相对薄弱，虽然各国外汇储备普遍较高，但大都收储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券，资金回报率较低，而本地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资金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亚洲各经济体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加强合作构建安全高效的区域金融和贸易体系，这对于我们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尤为重要。最近，东亚领导人会议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众所周知，亚洲是一个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差异都比较大的地区，历史、领土、民族等问题纷繁复杂，而且不少国家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相似，彼此之间存在竞争。超越分歧和差异，提升本地区经济合作水平，要求我们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寻求加强区内合作的可行途径。

　　亚洲各国政治家需有战略眼光，把握亚洲发展的大局，积极推动务实合作。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要求同存异、搁置争议，不应无谓地激化矛盾，错失亚洲各国互惠合作的机遇。社会各界包括思想库和企业家，也要提出真知灼见，超前研究可能的合作内容和实现途径。博鳌亚洲论坛可以发挥多边国际平台的作用，为探讨本地区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提供支持。

　　日报：你对于亚洲金融领域合作，有何建议?

　　曾培炎：关于亚洲金融合作，我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增进亚洲货币合作。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财金合作快速发展，取得了诸如清迈倡议多边化等一系列成果。但是，清迈倡议多边化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尚未做实运行机构，危机预防和应对机制等也没有完全细化，技术能力和人才配备远未达到对本区域开展全面独立监管的水平。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敲响了警钟。东亚各国应当进一步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实际可操作性，增强经济监测、危机救助和预防的能力。亚洲其他地区也可以积极考虑借鉴这一做法，开展危机合作，帮助成员国改革与发展，共同维护亚洲地区金融稳定。未来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建立覆盖更加广泛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

　　二是多渠道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经验证明，发展经济基础设施要先行。目前，亚洲很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2020年，亚洲需要新增约8万亿美元的投资，基础设施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多年来，亚行在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应当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同时也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或者其他形式的投融资机构，由各国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出资，重点投向能源、交通、电信、市政建设等领域。

　　三是，进一步完善亚洲资本市场。亚洲地区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是造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亚洲资本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规模不断成长，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有所提高，但仍不能满足实体经济迅速增长的融资需求。同时，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系统，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偏小，资本市场开放和创新程度不高，各国在会计准则、信息披露、证券发行、交易清算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缺乏互相认可的标准和规则。进一步完善亚洲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在加快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应扩大开放度，完善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促进亚洲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此外，还应当筹划建立地区的评级机构，为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

　　四是，扩大亚洲国家本币在区域内的使用。亚洲区域内部经济交往十分密切。IMF数据显示，亚洲国家贸易中超过一半为区内贸易，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但这些交易往来大都使用区外货币。如果亚洲各国更多地使用区内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和储值，可以有效减少汇率风险与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区内贸易和投资。在这方面，亚洲国家开展了不少有益实践。譬如，很多国家央行之间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部分国家增加了相互持有国债的比重，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也已启动。亚洲各国政府应通过政策层面的支持，更多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定，扩大货币互换规模，鼓励金融机构为本币结算提供便利和服务。

　　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为例，印度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中国在电力、道路、桥梁建设等方面技术先进、融资能力较强，可以与印方共同分享建设经验。印度在生物制药、软件、服务业方面具有优势，两国应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中印贸易额增长很快，两国政府应当研究在双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和卢比结算的可能性，并早日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企业界也期待双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简化双边贸易往来手续，提高人员往来、货物流动的便利性，促进双边贸易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