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买断索赔权”算什么关怀？

　　在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几十名尘肺病人被乡政府买断索赔权。他们跟政府签订协议，将索赔权和追诉权转让给政府，获得4万至5万元的赔偿。据了解，四五万元最多够1人一两年的医疗费。官方称，此举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基层维稳的不得已之举。
　　患尘肺病，却无权索赔，徒有忍受，这是种难言的苦痛。而君召当地的数十名患者，正承受这份苦楚：索赔权被买断，犹如一道坚硬的壁障，阻断了他们的维权路。
　　对患者来说，一纸协议，或将他们逼上维权无门的绝路，让他们失去向好的命运转机，这堪称悲哀。只不过，在抉择余地逼仄的语境下，索赔权被买断，并非最坏的选项：以一次性赔偿对换维权机会，固然是种“短视性”选择；可较之于累月维权，却又一无所获的现实可能性，转让索赔权，获取4万至5万元赔偿，无疑“明智”得多。
　　在法治趋善、权益保护健全的情境下，患上尘肺病，当有制度性的兜底与代偿机制；可现在，申诉无门、屡被“踢皮球”，已成了患者们维权处境的写照。在此语境下，能获象征性赔偿金，虽说只是“讨了个说法”，没法改变生存厄境，但聊胜于无。
　　当地官方称，买断索赔权是“关怀”，也是维稳的“缓兵之策”。这般说法，显然带有敷衍塞责的意味：作为政府部门，理应秉持“人本位”的价值伦理，最大限度地保障患者权益；可如今，索赔权的被买断，成了患者维权的“堵点”，也削减了他们活下去的机遇。明明是给其设置路障，偏说是“弱者关怀”，的确有些错乱。
　　而“维稳”的政策落脚点，也诠释了“买断索赔权”的现实动机。患者的屡次上访、权利申诉等，已成当地的形象污点、维稳负担。他们的累讼之苦、耗费物力成本之重，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地治理者的“负累”：在政绩考量下，治理者没法坐视罔顾，于是在威逼利诱下，采取买断做法，堵住患者维权路径，以期“甩掉包袱”。
　　将买断索赔权说成“人文关怀”，是权力本位下的政绩粉饰，也预设了患者维权的“悲观格局”：就算患者再怎么申诉，依据现有程序，都很难争取被补偿的机会。而敷衍式地给予补偿，反而有些“慷慨施舍”的意味。
　　这确有逃避责任之嫌，却也未尝不是尘肺病患者困境的投射：卫生部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3万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尘肺病例数占到职业病总数的90%以上。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处于维权乏力的状态。而张海超的遭遇，就是面镜子——因单位拒开证明，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他只能悲怆地“开胸验肺”。
　　这也显露出职业病防治机制的积弊之深：在用工企业须“自证其罪”，职业病鉴定机构仍存瓶颈掣肘，索赔又困难重重的背景下，尘肺病患者只能是步履维艰。所以，那笔赔偿金是短期的“救命钱”，又是长期的“夺命金”。
　　对政府而言，对尘肺病患者予以公共救济，为其维权铺路，并于制度设计上，增强劳动保障，消除职业病防治盲区，当是职责所系。遗憾的是，当地乡政府却是以甩包袱心态，置其生存于不顾。实质上，签订买断索赔权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可言：受害者的索赔权具有人身属性，不可强制转让，买断做法，于法无据。
　　买断索赔权，是救济责任的隐匿。而美其名曰“关怀”，更与人文诉求背道而驰：对尘肺病患者的起码关怀，应是兜底性的权利保障，而非挤压生存空间。
　　(佘宗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