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变革应惠及大众

　　收入分配变革应惠及大众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可否既奉行经济实用主义，同时又不失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这样做是否值得?答案是：两者完全可以兼而有之且意义重大。假设我们希望(实际上我们的确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和谐发展的社会中，那么我们必须在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引入新的价值观，但是不能忽略实用主义的要求，原因在于这是理性经济管理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特点。我们需要采取更加务实的方法，增进多元文化，分享全球化，增进社会凝聚力，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体系。
　　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之间并无矛盾，因为支撑社会管理过程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经济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无须为短期经济问题或策略问题牺牲基本原则，而是应当采取与这些原则相适应、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此事至关重要，也为未来政治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收入分配平衡有助于经济长期增长
　　收入关系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结论源于一系列长期的比较研究，其正确性不容置疑。收入分配比较平衡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而且，与贸易自由化和政治制度相比，这些国家的收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显然更大。这表明了未来发展政策应特别注意的方面即收入分配平衡。
　　一举实现两个目标的可能性尤为重要。这是切实可行的，原因在于一个目标(即社会可持续性收入分配)同时也是实现第二个目标(即经济增长)的一个手段。这种关系没能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及源于这种思想的经济政策所理解，从而产生了一场自我毁灭的严重危机。此外，这种关系也被推动国家资本主义各个方面的经济思想所遗弃，正因如此，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也不见光明。现今，我们步入了新实用主义时代。
　　我并未低估新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对抗的重要性，但这种对立并非决定未来发展的关键。未来将取决于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以新实用主义形式为基础)这两种观点的对抗结果。冲突主线将在努力恢复其实力和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和与其敌对的国家资本主义及真正的经济、社会进步概念之间展开。它应惠及广大民众，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精英人士”——这些“精英人士”的行动往往受个人利益驱使，并得到其在政治、媒体和“科学”领域高收入代言人的支持。对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如果长期处于大批被贴上遭受社会排斥的“边缘化”标签的经济弱势群体与一小部分生活奢华的“精英”共存的境地，都是没有前途的。
　　增加国家税收并不意味着提高税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认，发达国家(主要指美国和欧盟)推行的、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应注重增加主要来自富裕人口阶层的税收，而非削减主要针对贫困社会群体的预算支出。这一点非常有意义。我们必须立即补充说明，增加国家税收并非总是意味着提高税赋，因为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消除免税额和改进应收税款的收缴方式来实现。通常，这种措施将带来有利于增长的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并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同样，从长远来看，旨在减少分配不平衡的收入再分配，也有助于自由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此外，在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一个国家可通过减少不均衡分配，而不是只通过数量增长实现社会满意度的大幅提高。这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提示，而且对整个教育体系也应该是个启迪。我们对其了解越多，就越容易把握其方向。不过，这其中也存在风险：因为本文坚持的政策可能转化为平民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此外，鉴于生产增长很容易量化，而社会满意度的估量又很容易被操纵，因此实现的难度更大。
　　稍降基尼系数可显著提高社会满意度
　　如果降低少许基尼系数，即可显著提高社会满意度，而无需一定要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几个百分点。制定未来经济政策时将越来越多地采取这类举措。因为这样做更容易：一方面，生产量和消费量的绝对水平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目前收入不平衡的程度更甚于前。换而言之，出现不平衡意味着存在很大改善空间。虽然对贫困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仍将是今后许多年的首要任务，但对大多数富裕国家来说(收入不平衡水平较低的社会市场经济体除外)，针对收入分配的变革将是重中之重。
　　对于不公正的不平衡，特别是由反常的分配关系引发的不平衡，我们应予以坚决反击——因为它将逐渐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资本。如果不同专业和社会的团体间彼此猜忌，如果民众不信任他们的政府、政府也不信任民众，如果企业家之间相互质疑，社会资本就不会发展壮大，而是逐步被侵蚀。最终，社会经济就类似一个家庭：即使不存在金钱问题，但成员之间各怀心事，彼此猜忌，万事皆兴也只是空谈。
　　收入差距缩小未必会减少储蓄
　　但是，毕竟资本积累是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要素，主要用于向现有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和建设新的生产能力投资。收入差距缩小难道不会减弱人民存款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投资建设更好的未来?答案是：根本不会。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就不应采取任何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但除了少数例外，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并未找到经验或理论证据证实收入结构更为均衡的社会储蓄和投资更少。针对奥地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本形成过程的研究足以说明，这些更为平等的社会，与推行精英型收入划分关系的国家具有同等的储蓄能力。
　　对比所谓的“大国”经济体与“小国”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中(1960—1995年)，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水平只有约30%的国家(也就是分配不平衡差距更大的国家)，投资率或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平均为20.7%;另一方面，拥有较大规模重新分配预算的国家，重新分配预算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50%(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低)，投资率平均为20.5%。由此可见，两者间的差距微乎其微。一个国家可以在采取减少收入分配不平衡措施的同时，拥有产生资本影响其未来经济增长的同等能力，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民众对目前经济形势的满意度。这是制定新实用主义经济政策的另一重要指导方针。这应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人类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满足这类需求的意愿，是一把双刃剑。它消除了诸多障碍，并通过不断刺激经济，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经济增长。同时，它也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能够模糊人们的心智、破坏喜好、鼓励应受谴责的品质，进而将不理性的元素引入经济发展中。(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