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烛无私光 官位无敌友

　　我们在越来越多的贪腐渎职、违法违纪案例中都能看到“裙带”的身影。一人升官，亲朋、故交、门徒、情人、秘书、下属等鸡犬升天，这种“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周恩来语）往往也害了为官者本人。从许多忏悔书中都可看到，他们的一大忏悔就是公私不分、以权谋私。

　　贪官并非天生贪心，他们也是不加约束的权力的祭品。但除了体制原因，社会文化也不可小觑。人情人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封妻荫子、立祠配庙是传统读书人的一大动力，所以一旦为官，给血亲、姻亲、朋友行些方便，似乎不是什么大忌。反之，为官不为亲朋办事，不用自己人，不听提携过自己的人的招呼，往往被看作薄情寡义的异类，难以继续升迁，连保住现位都不易。

　　在裙带型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升迁是上级赐予、庇护和赏识的结果，而不是公平竞争、民主选举的结果。所以升迁者必须效忠追随，形成依附关系。裙带政治是结党营私的同义词，也是党同伐异的近义词，拉帮结派，各为其主，形成一簇簇的“恩主—扈从”依存关系链，超越于法律和应有秩序之上。“利益均沾”是这里的粘连剂，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利益，裙带政治的拥戴者们大都坚持更广泛和持续的权力干预，用审批、配额、补贴、优惠、牌照、特许等各种方式管制经济和社会，不断“设租”“造租”。

　　马科斯执政时的菲律宾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当时马科斯是总统，其夫人伊梅尔达是继承总统职位序列的第一人，她又想把当省长的儿子培养成总统。总统夫妇的家族成员不是高官就是富豪，军方和保安部队中90%的将军都是总统的同乡伊洛戈省人。菲律宾尽管实行自由选举制度，但其政治运作的实质和前现代社会的“权力家族化、私有化、私授化”并无二致。

　　所以笔者相信，从裙带政治向清廉政治的转型，既是制度变革，也是文化变革的过程。所有为官者应该深刻意识到，他们作为自然人，或许有朋友有私仇，但他们担任的公职——作为一个服务岗位——不允许有朋友，或有敌人。这个代表公共所赋予权力的位置，没有妻子丈夫，没有父母子女，没有亲戚朋友。正如“公烛无私光”，官位也应无敌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