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31省区市领导履历 逾八成文科出身

　　田享华 项丽贤 

　　全国31个省市区新一届人代会集中在1月召开，现在个别省份也在陆续召开会议，其间预计会有多位代省市长“转正”。而十八大后的省级干部人事布局也跃然纸上，《第一财经日报》近日根据公开资料，梳理了31个省区市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的个人履历，发现不少特点，其中多数领导干部文科教育背景颇受关注。

　　书记比省市长大2岁

　　公开资料显示，31个省区市的书记中年龄超过60岁（含60岁）的有22人，占总人数的70.97%，其中最年轻的为50岁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最年长的是66岁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各省区市的行政首长中年龄超过60岁（包括60岁）的有11人，占总人数的35.48%，最年轻的是51岁的福建省省长苏树林。两相比较，各省区市的书记平均年龄为59.94岁，高于各地区行政首长的平均年龄57.93岁，也即是说，书记平均比省市长大2岁。

　　31个省区市中，21位书记年龄大于该地区的行政首长，相差最大的为河北省，书记张庆黎比省长张庆伟年长10岁。但是上海、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和西藏这10个地区的行政首长年龄却大于书记，年龄相差最大的是重庆，书记孙政才比市长黄奇帆年轻11岁。

　　对于这一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向民告诉本报，在传统观念里面，年龄通常意味着经验的积累，因此会更稳重。不过，在这个统计中，2岁的平均年龄差距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贤兴则说，这也可以发现一定的规律，那就是省委书记通常都有省区市行政首长的经历，很少有反过来的例子，所以这个结构有一定的巧合，但没有必然的联系。

　　另外，在31位省区市的党委书记中，只有1位是女性，即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31位行政首长中，也只有一人为女性，即安徽省省长李斌。

　　省区市领导的党内职务信息显示，31位书记中30人都是十八届中央委员，有5人兼任政治局委员。其中，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既不是十八届中央委员也不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他的年龄为65岁。

　　而各省区市的行政首长中26人为中央委员，占比83.87%，另外的5人中，四川代省长魏宏、陕西代省长娄勤俭、山西代省长李小鹏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但也是中央候补委员，还有2人目前都不在十八届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名单之列。

　　跨省工作经历多

　　对于62位“封疆大吏”而言，他们的履历也相当丰富，多具有跨省工作经验是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公开资料显示，31位书记工作履历中平均跨省区市数为3.42个，其中大于3个（包括3个）地区共有25人，占80.65%，其中最多的是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分别在山东、北京、甘肃、新疆、西藏、河北6个地区有过工作经历。

　　各省区市的行政首长跨省工作经历略少于书记们，他们平均跨省区市数为2.52个，其中超过3个（包括3个）地区共有15人，占48.39%，其中有7人一直在其现任职的地方从事工作，跨省经历较多的是黑龙江省省长王宪魁，分别在黑龙江、内蒙古、北京、甘肃和江苏5个地方工作过。

　　对于跨省工作经历，唐贤兴和王向民都称，这是中国地域广大、省情复杂的背景所致。“具有跨省的工作经历体现了中央鼓励干部交叉任职的意图，这有助于他们经验的积累。省级领导所处理的事情也多具有全国性和全局性，跨省经历有助于领会中央的政策。”

　　此外，一位中部省份的政治学者也告诉本报，地方主政者的多地任职还有一个预防功能，即防止领导干部和一些地方利益集团联系过于紧密。他说，跨省任职有利于干部能力的全面性和多元化，有些跨省的“空降”干部也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领导。

　　逾八成领导学文科

　　除了跨省经历和年龄，对于地方主政者而言，他们的专业学历背景也很受关注，在学者们看来，当下的省级领导干部中更多具有人文社科专业教育背景，而更早时期的领导者则多具有理工科教育背景。

　　公开的信息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31位书记中，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有25人，占80.65%；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96.77%；拥有博士学位的有4人。其中，27人拥有文科教育背景，占87.1%。大部分的专业都集中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还有些人早些时候有理工科背景，但此后也转而接受文科教育。

　　31位行政首长中，全部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有26人，占83.87%；拥有博士学位的有6人。其中能够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到的有24人拥有文科教育背景，占77.42%，他们的专业集中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

　　王向民认为，这种省级领导干部多具有文科教育背景的现象体现了转型特点，近代以来，我们曾经向往西方的船坚炮利，在科技上的落后备受压迫，所以建国后也特别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这使得后面一段时期的地方主政者多具有理工科教育背景。“但是现代社会要求治理地方，不仅仅要具备科技知识，还急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知识，文科背景的有所增加。”

　　唐贤兴也说，这其实是现代国家的一种趋势，因为当代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人文科学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拥有这些专业背景。

　　东部籍贯占三成

　　在领导干部的公开资料里，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内容就是“籍贯”（哪儿人），但是它究竟有何寓意也并不明显。但在统计中，还是出现一些有意思的特点，62位省区市的书记和行政首长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籍贯），其中以东部沿海地区的居多，山东11人（山东籍书记6人、山东籍地区行政首长5人）和浙江9人（浙江籍书记2人、浙江籍地区行政首长7人）为多，共有20人，占到了32.26%。

　　另外，产出“封疆大吏”较多的还有河北（7人），河南（5人），辽宁（5人），江苏（4人），湖北（3人）。这在唐贤兴看来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浙江、山东近代开发开放较早，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出更多治国人才很正常。“但这应该不是有意识选拔的结果，只是客观上呈现出这种局面。”

　　王向民也称，籍贯地对于领导干部后期仕途的发展并没有太大影响，“这些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可能主要集中于青年时期，比如读大学期间，这往往也不在籍贯地的大学。”他和唐贤兴均认为，省级领导干部在籍贯所在省份为官也并不必然带来问题。

　　根据公开信息，62位地方领导人中有8位的现任职地方是其籍贯所在的省份，占总数的12.90%。在王向民看来，对于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不应限于传统社会采纳的籍贯地的任职回避，而是应该采用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比如更加完善的选举程序，让人代会议上的代表或者更多群众了解主政者的履历、政绩。他说：“就像前不久新华社特稿把七位政治局常委的个人履历比较详细完整地呈现出来一样，也可以把省级领导的经历和故事讲给大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