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文：共享自贸区成果

　　上海自贸区试验对于中国改革的意义无需多言。从筹建之初，上海自贸区就喊出了“不要政策，要改革”的口号。一周年时，上海自贸区已形成50多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措施，其中21项已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30多项具备复制推广的基础。

　　与上海自贸区试验同时进行的，是中国探索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在同一时期，这两项改革交相呼应，金砖银行总部落户上海自贸区的猜想更是引发了国际上的强烈关注。那么，上海自贸区探索的这些改革经验，是否同样适用于金砖国家呢?

　　对于这个问题，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中国与金砖国家在转型目标上有相似性。正因为如此，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成果可以被金砖国家共享，这也是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更大意义。

　　服务贸易转型

　　张幼文告诉记者，全球化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从加工物流的自由化向贸易投资的便利化转型。

　　而在过去的35年中，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都来自加工贸易。因此，我国大多数自贸区实现的是物流意义上的自由化，而不包括服务贸易的概念。如何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一直是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的重点之一。张幼文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从加工向投资转变，才是上海自贸区的核心”。

　　张幼文进一步向记者解释，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是13%左右，而国际化服务贸易占整个世界贸易的比重是20%。从这一数据来说，我国的服务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张幼文看来，其他金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贸易转型难题。在印度，最大的出口来自软件行业和制药行业，但经济结构是畸形的，以软件为龙头的信息经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仅容纳300万人就业。而俄罗斯和巴西依赖资源出口，贸易投资便利化发展水平低下。

　　“在全球的贸易格局中，金砖国家或者是干苦力，或者是卖资源。对于金砖国家来说，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是共同的话题。”张幼文告诉记者，“金砖国家需要探讨如何在贸易功能建设上进步，而不仅仅只是单纯降低加工的成本。”

　　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或许为金砖国家找到了一条新路。目前，上海自贸区已经建成一种新型的国际交易平台，其中的主要交易对象是进口贸易的大宗商品。而在这些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中，引入了电子商务的信息技术，被认为是贸易便利化创新中一个很重要的探索。

　　而除了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之外，上海自贸区的另一个改革重点是从制造业的引资拓展到服务业的开放。张幼文指出，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长期是逆差，而美国是顺差，借此体现对世界的影响力和结构的优越性。

　　在这一方面，上海自贸区也做出了尝试。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就是这一尝试的结果，张幼文认为此举体现了金融自由化的探索，“它的目的是推进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对外的影响力，特别是对外的投资。”张幼文说。

　　适应全球规则变化

　　而在张幼文看来，自贸区试验的另一个转型是消除内生性障碍向适应全球化规则的转型。

　　“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变化”，张幼文向记者解释，在过去的35年中，中国的改革都是为了解决自身制度上的障碍，所谓“消除内生性的障碍”。但是在未来，上海自贸区要主动对接国际，比如从BIT、TPP等贸易协议中探索，适应全球贸易规则的变化。

　　而在另一方面，张幼文也提出金砖国家不能全盘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贸易标准。“类似环境、劳工问题等贸易谈判标准会深刻影响我国国内的经济体制，如果被动地接受这些标准，那么会带来很多困难。”

　　对此，张幼文认为金砖国家的水平和对世界的影响力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也正因为如此，金砖国家之间拥有共同的立场和要求。而在未来的全球治理合作中，金砖国家应该更加团结，共同合作，甚至可以提出新的课题，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走向。

　　此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如何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是张幼文提出的另一个疑问。目前，上海自贸区尝试实施“负面清单”政策，同时提出了“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管理模式。但最后一道风险如何应对?张幼文认为国家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这些探索对于其他所有金砖国家也是挑战。”张幼文告诉记者，“如果中国能通过自贸区试验找到一条新路，那么才有可能与金砖国家形成更有价值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