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我们的时代

　　苏娅

　　[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讲话”21周年纪念日当天，《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傅高义为此书中文版首发来到北京。

　　傅高义以社会学背景对邓小平进行书写，旨在让人物回到历史场景，以一份“综合的报告”回答“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做”等一系列问题

　　“绵里藏针”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性格特质的概括，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做事一贯坚韧，而他却不是一个锋芒外露的人 ]

　　上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先后在香港和广州研究中国经济，当时，傅高义还没有写作《邓小平时代》的计划，观察的视角主要放在地方。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傅高义希望写作一本能够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书，邓小平这一人物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很自然地与早期对广东经济的研究对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傅高义谈到研究中最关心的问题，包括：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在地方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发动地方领导人的工作应该用哪些办法？

　　82岁的傅高义倾10年之力写作完成《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及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进行历史叙述，着重对邓小平1974年恢复工作之后的经历和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进行解读。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讲话”21周年纪念日当天，《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傅高义为此书中文版首发，从美国而来，公众视线中的他身穿藏青色西服，用汉语交谈，言辞谦逊温和。采访拍照时，傅高义婉拒了记者向右侧身的建议，作为一位社会学学者，他懂得镜头所能捕捉的姿态含义，甚至不乐意给出任何配合性的表情。

　　傅高义以社会学背景对邓小平这一人物进行书写，旨在让人物回到历史场景，通过回答“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做”等一系列问题，揭示塑造现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

　　《邓小平时代》英文版2011年出版即受瞩目，被《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纽约时报》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详尽的、及时的文献之作”，是“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书评界对该书的质疑则集中于认为傅高义“太认可、太佩服邓小平了”，傅高义对此的回应是：“希望写一份‘综合的报告’，尽可能客观呈现出发生了什么，具体事件上邓小平为什么会那么做”，“摆脱意识形态局限，尽力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但我也没有掩饰对邓小平的钦佩。”

　　广东现场的回响

　　何种条件成就了傅高义对邓小平的研究？傅高义的个人经历和研究方法中，什么有助于他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傅高义193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犹太人家庭，为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73年，傅高义接替费正清任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中心主任，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历时50年之久，被称为哈佛的“中国先生”。

　　除了出版物、档案文献，傅高义对中国学者、邓小平家人、高级干部子女和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干部、西方特别是美、日相关领导人进行的访问，使傅高义能够利用的材料有独特价值。

　　在对材料的解读方面，傅高义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中三个方面的经验有助于他更好地理解邓小平：

　　1963年，研究东亚经济的傅高义来到香港，选择广东作为他中国研究的切入口。接受本报采访时，傅高义谈到：“在香港对从广东赴港的‘难民’进行访谈时，尽可能避免谈‘主义’。我不会问老百姓你觉得毛泽东思想好不好，这类问题没有意义。更多是问他们的家庭、收入、生活情况。”

　　这一来自现场的研究，为傅高义在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的课程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信息，这一时期正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由起步到大幅提升的过程，傅高义由此有了关于亚洲先发展国家的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验。“80年代初，广东经济委员会请我去企业做基层调研，在全省跑来跑去，当时没有考虑写《邓小平时代》，后来写到的时候正好这是邓小平进行经济改革的实验区域，对这一实验区域有现场性观察。”傅高义说。

　　此外，傅高义在1993年到1995年间曾供职于美国政府部门，近距离地观察到美国领导人的实际工作，参与政府工作的经验使得他具备大多数学者欠缺的实际经验。

　　“好奇心”是驱使傅高义了解问题的动力，对于经常碰到的“你对邓小平怎么评价”这一类大的问题，傅高义说自己不太关心，在广州做研究期间，最关心的问题包括：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在地方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发动地方领导人的工作应该用哪些办法？ 

　　傅高义用两三年时间读报，包括《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以此观察广东经济发展的实情，他说：“虽然有宣传的意味，但仍可了解很多事情。这一阶段为地方经济问题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材料和感性认识经验。”

　　傅高义说：“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是研究者，在写作时我要采访询问，但最重要的是思考。这本书中关于改革开放进程的部分，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子弟的交往、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人和外国国家领导人的访问，没有别的书能比。”为了写《邓小平时代》，傅高义先后访谈过邓小平的三个女儿邓林、邓榕、邓楠，但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邓朴方，这是他感觉遗憾的事。

　　他“不会为改革而改革”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和写作是《邓小平时代》的内容主干，傅高义谈到，希望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框架，以具体的实事还原历史逻辑。此书译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冯克利，曾翻译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 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等著作，在公共思想译介领域有较高声望。

　　谈到《邓小平时代》一书的镜鉴意义，冯克利认为：“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大的变化，他的直接影响仍在继续。以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而论，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冯克利评价《邓小平时代》一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这大概与材料的丰富性有关。傅高义利用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个人访谈、研究著作和政府档案，生动讲述了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动都是服务于他的国内目标。”

　　邓小平的性格特质中对其执政理念有影响的部分是什么？“绵里藏针”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性格特质的概括，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做事一贯坚韧，而他却不是一个锋芒外露的人，“他有一种内在自信”、“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注重实际”也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思考方式的一个关键评价，人们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根据傅高义分析，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亲自率先搞改革，也不会为改革而改革，“他改革的驱动力不是‘主义’，而是基于实际情况所产生的行动愿望。”

　　观察家在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一些重大事件时，发现了这一执政策略。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后来价格双轨制的启动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经济政策转向的提出，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的最重要的创举，根据傅高义在书中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在系统调研了国外各种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提出，邓小平只是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的晋冀鲁豫就叫“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