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制度问题是他思考的重点

　　第一财经日报：1973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你认为，在此之前，邓小平在江西的三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傅高义：我估计他在考虑要是有机会回去的话，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最重要的是，将来应该出什么政策。

　　邓小平一直在考虑制度问题。我现在再看上世纪50年代的“邓小平年谱”，他参加了很多会议，讨论了很多制度的问题，为了解决某某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系统与体制的问题。1966~1967年被批评得非常厉害，中南海让他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说得很严重，1969年被送到江西新建县的一个小工厂，这段时间他受到了很严重的批判，所以一定在思考怎么样离开文革这条道路，怎样做才能回归正常。

　　日报：现有的评价认为，邓小平的执政理念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是，敏于对底层潮流的观察和判断，因势利导地建立了制度性的东西，给予政策性的支持。你如何概括他的方法上的独特性？

　　傅高义：他考虑制度问题，首先要了解老百姓的看法，当然他自己也能去看，也有比较可靠的人向他报告，邓小平后来因为耳朵不太好，他自己看报道的话比听人话更有效，所以他有很多部门的报告和报纸，虽然说百闻不如一见，但我相信他有许多非常可靠的报告。上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期间，很多人认为走得太快了，所以他对体制有所怀疑，他亲自去了解出现了什么问题，解决问题应该怎么做。1958年“大跃进”，他去了很多地方，与地方干部谈话，看实际情况。我问邓小平的女儿：你的爸爸对“大跃进”怎么看？第一，很可惜他不能说服毛泽东；第二，开始第一年他很积极，但是很快看到实际问题，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

　　他的晚年，八十几岁了，因为身体原因不常到外面去了解情况，我也是这个年纪了，可以理解。所以，这段时间他对现实问题缺少了解，特别是1988年的通货膨胀，他不够敏感，不够了解老百姓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自己的估计。因为我看当时老百姓对价格放开非常惶恐，非常怕，但我想这段时间他不够了解老百姓的感情。

　　一般地说，领导人要是他们想了解实际的情况会有很多办法，他们能分辨出谁在夸张，谁在说真话。

　　日报：你非常看重“背景”，希望把一个人还原到他的时代中，钩沉出他与时代的关系，这样的写法表明了什么样的研究目标？

　　傅高义：年轻时候做研究不容易考虑“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到了一定年纪，观察的时间拉长之后，就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的时代”。第一次去中国内地是1973年，当时对于一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大概能理解，但是到了80年代，回过头去看，我对他的理解又不同了，所以要写一个领导人，的确需要考虑背景。

　　背景对研究一个领导人很重要，（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详细了解西方国家的状况，这与毛泽东的背景完全不同，这个外国经验的背景有助于他了解、分析问题，他们那一批领导人有过外国经验的，考虑问题的方法跟没有外国经验的不同，他们考虑过不同的制度问题。在寻找材料的时候，我确实很重视关于一个人的背景的材料。

　　邓小平有外国经验，70年代末他告诉他的干部到世界各地去学习。他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去法国待了5年、是打仗的英雄、建国以后在高层任职，现在没有什么领导人具备这样的政治禀赋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固定了，已经有了体制。现在不会有一个人比邓小平有更好的条件，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快，这不是人好坏的问题，而是现实不同的问题，但如果七个常委对要走什么样的路有共识，他们就还可以做更大胆的事，还可以做相当大的改革。

　　日报：随着更多材料公开，如果有修订的条件，你最希望补充的材料是什么？

　　傅高义： 我希望补充进重要决策中高层谈话的过程。尽管我已经尽力收集了很多材料，但一些重要事件的历史材料我没有获得，一些历史事件的决策过程没有解密，虽然也有一些美国学者提供给我一些材料，但我还需要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