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改革试验区呼声加大 专家建议成立多层级协调机构

　　河北将向何处去？

　　随着近期保定等地的房价暴涨，以及河北一些证券市场板块大涨，北京的一些规划研究专家忧心忡忡。

　　在4月2日举行的方迪智库沙龙“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指出，近期保定等北京周边地区的房价等成本快速上升，对于未来承接北京转移出去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不利。

　　如果保定像北京一样搞出高房价，将形成和北京一样的城市病。“炒房的结果是本地百姓受损，目前在城际铁路未修的情况下，转移产业和人口基本没有动力。”他说。

　　他为此建议，需要尽快在中央层面成立首都协调委员会或者京津冀委员会，由国家领导人担任组长，同时在国家发改委成立对应的司局，以便尽快协调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问题。同时核心的问题是需要将京津冀变成改革试验区，因为在财税和利益机制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所有的协同都是空话。

　　无独有偶，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就在近一周的时间内，已经有多个大型论坛，提出了上述类似的建议，只是方案大小不一。

　　京津冀改革试验区呼声加大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指出，在目前的分税体制下，将产业转移到外地，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承接地和原转移地区共同分享发展的好的案例。为此下一步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将其变成一个改革试验区。

　　因为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其财税体制的问题，以及实现产业和人的转移，是一个巨大难题。

　　比如目前在京居住、在河北上班的，只是首钢一些核心层人员，一般是在河北和北京分别居住和工作数天，由车来接送。这非常不方便。

　　原先大部分首钢的员工都留在本地工作了，并未跟到唐山去。“现在要把产业转移到河北周边地区，在没快速城际铁路的情况下，不会有人离开北京。”他说。

　　据悉，目前北京早年确定通州作为副中心，但是产业并未随人过去，其中在通州居住的人口是产业人口的7倍。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指出，如果单凭国家政策规划来决定怎样进行产业转移，那么当政府把企业交给市场之后，这些企业很快就会死掉了。所以政府必须培养企业的落地再生能力。

　　另外，一定要做好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配套，比如说医疗、教育、商业、娱乐、环境，这些都要配备起来，一定要尽量缩小这些地方和京津地区在配套能力的差异。

　　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燕霞则认为，目前北京周边地区都提出要承接北京的非核心功能，但是应该差异化，否则很难实现真正的资源优化配置的转移。

　　比如涿州目前发展了301医院合作意愿，以后可以发展生物医药研发，向服务业延伸，同时也可以发展养生和休闲产业。

　　专家建议成立多层级协调机构

　　近期越来越多的机构建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央层面要成立协调机构，同时国家发改委内部也要成立对应的司局，进而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工作。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张贵祥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之后，国家支持的力度会增加，无论从政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甚至重点建设与治理方面。

　　财税管理方面鼓励试点横向转移支付，最好有一个京津冀区域层面的管理机构、或利益主体来协调部分分工合作问题，推动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

　　在4月1日举行的民生宏观京津冀协调发展高端论坛上，有专家给出了更细致的建议。

　　比如中央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可以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京津冀三地领导参加，办公室可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国家发改委。

　　可仿照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的经验，作为非常设机构，办公室在完成历史使命后予以撤销。未来在长江经济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大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上，也可仿此例。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2004年京津冀与国家发改委就有《廊坊共识》，并确定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思路，并建立了环渤海合作会议机制。

　　不过，上述联席会议并未连续召开。导致如此的原因是，首都由于有中央部门，地方再协调，也不可能推进京津冀一体化。

　　而目前在没有中央协调机构的情况下，北京很多机构和产业转移并不容易。

　　比如大的机构不只是涉及中央机构，还有一些央企，这些本身不只是北京无法协调，就是国家发改委也无能为力。事实上，这些部门即使由中央来协调搬迁，也并不容易。

　　国家发改委国土所所长肖金成认为，以后国家发改委负责好规划，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要对接、产业要互补等方面做好协调。

　　“三地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发展，要考虑周边的发展，考虑一体化的发展，这是未来规划重点。”他在4月1日的论坛上说。（编辑 马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