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步改革与大部制改革

　　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在分组讨论广州市政府报告时说，“大部制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搞得不好，不引出制度性的东西，越大部制就越官僚，越高度集中就越腐败。”他说，“小政府、大社会”是世界潮流，但盲目照搬，讲出来很好听，报告念得很响，能否落实？

　　笔者的看法是，战略优于组织，组织设计服从于战略目标。在是否选择“大部制”之前，更重要的是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也就是要从经济建设型、管制干预型为主，转向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为主，建设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不实现这一根本转变，任何组织模式的调整，收效都不会很大。或者开始时有点成效，很快就退回到老路子上。

　　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政府雇员服务。而现实中改革呼声之所以如此迫切，其实不单是政府雇员“吃拿卡要”一类的作风问题，而是政府管了太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阻止了原本很容易提供给社会的创新和服务。

　　拿金融方面来说，一个金融机构或交易所的产品创新，有时几年也批不下来。怎么办？现在的一种创新思路是，希望最高监管部门在地方设第二总部或者分部，以使市场和管制权力的沟通审批更加方便。换言之，就是希望向下分权，向接近市场的地方分权。也可以说，市场为了发展，宁可增加一些交易成本（多设点部门和位置），只要能换得总福利的增加。

　　市场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如果每一点变化和创新，都需要和权力部门沟通、妥协、支付多一点交易成本（类似一种对自由权的购买），这是一种好的演进方法吗？

　　如果政府不能在思维、定位、职能和管理体制上有大步改革，有真正的突破，只是在形式上加加减减，则沿袭既久的“习惯性管制”与“管制性习惯”，断不可能消除。毕竟，官员也是自然人和经济人，握有权力的生活如此滋润，岂可自动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