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下一步

    “建国之后的环境保护，最早可追溯至1972年，那年有一个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将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都摆了出来，这次会议加快了中国环境保护的起步。”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日成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戴日成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发展，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高速发展是在2000年以后。 
    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也是中国环境问题开始凸显的时期，大批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但配套建设没有跟上，环境执法开始显现问题，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开始逐步角力。此间，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直到 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再次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到了2000年以后，整个国家包括政府层面及公众层面有了环保意识，环境不治不行了，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戴日成说，“特别是从2005年到2014年这十年，是中国环境问题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期，此间中国的城镇化，或者说‘造城运动’开始，城市越建越大，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容量变化。以水为例，城市的供水量和污水量迅速增加，污水处理厂也快速建设起来，2000年之前中国的污水处理厂只有1000多座，当前已经接近4000座，所以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环保设施建起来了，但运营没有着落，很多污水设施都是简易化运行，以致出现了偷排、漏排等环境污染的问题。” 
    这期间，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可以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真正开始进入环境污染的高危险期。另外一个事件就是2007年的太湖蓝藻的爆发，蓝藻事件爆发的根源之一就是城镇化的速度与环境保护的同步问题。按照国际经验，城镇化速度达到50%左右而治污的力量没有达到，就将会是污染的高发和高频率期。 
    进入2013年，国家对环境保护的关切“升级”。最为显著的，就是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并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为“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将渗透在其他四个方面和全过程。 
    特别是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还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这被认为是环境保护改革的强烈信号。今年被认为是改革之年，面临新的改革思路，当前的环境保护难点在哪里，还有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亟待拆除？“难点在哪儿？第一个就是政府职能太强大了，政府干预把市场破坏了。”戴日成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个是环保产业的出路在哪里；另一个是为何当前的环境越治理越糟糕，环境究竟应该怎么治理；第三就是法律体系如何健全，现在中国治理污染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这是很不合理的现象，而且这直接影响到一线环境执法，无法有力度的执法，没有执法就没有监管；第四个就是民间资本的投资得不到保护，资本市场在跟政府合作的过程中永远处于弱势的状态，不对等，而且是企业在替政府做服务。”“简单概括中国环保工作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重建设、轻运营’”。威立雅水务中国区副总裁黄晓军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此前第三方治理的“试点试行”改为“推行”，释放了将会尽快启动的信号。 
    第三方治理就是将污染治理工作外包给专业的环境服务企业来完成，包括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等不同的环节，其中‘管理运营’环节的外包是核心，简而言之就是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对于如何推动“第三方治理”，骆建华表示，一是亟需建立清洁空气和水基金，改财政拨款为贷款，为治污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二是政府亟需出台一个指导价格，为不同类型的污染物制定最低治理成本价格；三是支付方面，要推行独立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方支付。 
    “现在已经到了没有好水可取、污水没地方可排的地步。”戴日成称，“环境灾害更厉害了，这个灾害可能是毁灭性的灾害，一定要认清这个形势，意识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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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讲，要打造中 
    国经济的升级版，就包括在 
    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刚才记者先生讲到，一段时期以来，北京，实际上中国东部比较大范围出现雾霾天气，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对这一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我们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进行治理。特别是对重点地区，对已经查明的人为因素，要限期治理，对于水污染、土地污染的状况，要摸清底数，坚决地进行整治。 
    我还担心的是，粗放的发展方式能不能加快得到转变。我曾经说过，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殷实富裕环境退化也不行。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推动科学发展。一是不能再欠新账，包括提高环保的门槛；二是加快还旧账，包括淘汰落后产能等。政府应当铁腕执法、铁面问责。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李克强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答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