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村并居”之后

      
    大年初八这天，张云顺背上了两大包行囊，挤入人头攒动的车站，汇入万千返城客流之中。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是刚刚进城的打工者。 
    从2010年开始，张云顺的老家济宁汶上县杨店乡开始新一轮城镇化改革：土地集中，向种粮大户、合作社流转；人口集中，周边多个村落合并为一，搬迁至新建的中心社区。 
    城镇化并非城市化，其中隐含着两个命题：其一，让留守的农民离开乡村，搬进城镇；其二，让进城务工的农民退出城市，在城镇安置。政府希望新建的城镇成为农村人口汇集的蓄水池，以缓解大城市的拥堵。 
    原本，张云顺一直在村里的木材厂打工，合村并居后村里小工厂纷纷拆除。搬进崭新的社区，住进拔地而起的高楼后，他却发现，新建的城镇一时难有就业的机会。于是，张云顺不得不跟随着成千上万打工者的脚步，离开城镇，涌向城市，逆流而上，成为城市的新居民。 
    放弃种地 
    城镇化改革的启动，让千千万万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近年来，张云顺就有着切身的感受。 
    张云顺有3亩多地，一直是父母在耕种。在他的记忆中，2000年以前，家中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种地。为了提高收入，父母还种植过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2000年进城打工潮兴起后，村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外出打工的人逐年增多。 
    现年39岁的张云顺一直在附近村里的家具加工厂做木工。尽管离家较近，可每逢农忙他并不情愿回家帮忙。 
    “种地一年到头才两千多元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根本无法致富，而做木工一个月的收入就有1800元。”在他的眼里，为了种田请上一两个月的假，很不划算。 
    由于国内工业与农业产品一直存在着剪刀差，从事工业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农业，逐渐，村子里年轻人被吸引到城里打工，很多土地开始撂荒。张云顺也曾劝年近六十的父母干脆种树，省心省力。可固执保守的父母始终不肯答应。 
    从2008年起，新一轮城镇化试点在全国各地展开。城镇化的本质是改革旧有的“人—地”关系：首先，农村土地流转集中，通过机械化设施与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提升农业规模、产值，并节余出大量劳动力。而对于过剩的“人”，则通过合村并居、新建城镇集中安置。 
    2009年，山东省召开了全省城镇化工作会议，拉开了新一轮城镇化改革的序幕。其中，土地流转集中率先在各地启动。 
    从那时起，张云顺所在的济宁汶上县陆续涌现出许多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他们从农民手中将分散的土地流转过来，集中耕作、规模化生产。从“大包干”分地至今，整整30年了，张云顺的父亲也从当年的小伙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身体已大不如前。在全家的劝说下，这3亩多地以每亩750元的价格流转给村里的种粮大户，租约一直签到了2028年。 
    该种粮大户是张家的远亲，他从附近村里共流转了近百亩连片土地，占整个村耕地面积近四成。当轰鸣的机器开进田地时，老父母才明白，规模化种田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近百亩连片的土地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后，“大包干”初期形成的田埂首先被推平。近百亩的土地，播种、收割、加工全部机械化作业，只需四五个人即可完成。所需农业物资，如种子、农药、化肥，全部统一采购，聘请农业专家指导种田。年底核算下来，每亩地成本更低、产量更多、收益更高。 
    从此，祖祖辈辈世代为农的张云顺家放弃了种地，每年秋收后只需到流转土地的种粮大户那里兑现租约。播种、灌溉、收割这些昔日最为熟悉的场景，对张云顺来说，已然成为儿时的记忆。老父亲曾多次感慨道，“儿子这一代不想种地，孙子这一代无地可种。” 
    截至2013年底，汶上县土地流转面积已达22.55万亩，占该县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8.2%。山东全省已有1500多万亩耕地实现了流转集中。 
    合村并居 
    很快，张云顺家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009年，汶上县城镇化改革开始试点“合村并居”。杨店乡周边王村、张楼、于村、杨店村等10个行政村全部拆迁、合并到新建城镇——滨湖社区。按照规划，这是一个总建筑面积达46.65万平方米、可容纳1.2万人的新型城镇。张云顺家所在的村庄也被并入其中。 
    张云顺坦言，父母对于土地流转尚能接受，可舍弃世代居住的村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改变数十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心里十分抵触。因为从村里搬进社区、从世代居住的祖宅搬进崭新的高楼，居住环境的变化让张云顺一家感受到的是生活方式的迥异。 
    以前，住在村里，农业生产与田园生活融合为一。村头村尾小桥流水，一派田园风光，房前院后养鸡喂猪，一副农业生产的景象。如今，搬进社区、住进高楼，不再种地养殖，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感觉上似乎更贴近城市的生活。 
    在新建城镇里，林立着整齐的高楼、交织着笔直的柏油马路，超市、商店、卫生所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不过，感到尴尬的是，张云顺很快发现自己在社区里无事可做。 
    尽管社区里有着餐馆、商店，但都收入不高，也无法满足张云顺的就业需求。而原来的村落已被合并，分布在村里的众多小企业纷纷拆除，如何找工作成了张云顺遇到的新难题。 
    原本在家种地、尚能干活的老人也纷纷萌生了进城打工的想法。以前所谓的“空心村”，留守的尽是些老人孩子；如今新建城镇、社区中，随处可见的仍是这一群体。张云顺感觉，社区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养老院。 
    城镇化改革的初衷，一是让留守的农民从村里搬进城镇；一是让部分打工的农民退出城市，在城镇安置。目前，越来越多的留守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不再需要耕种劳作，离开农村、搬进城镇已然没有了障碍。可如何唤回涌入城中的壮劳力、平息不断高涨的打工潮，却成了城镇化的新难题。 
    闲了大半年后，2013年10月，最终张云顺不得不离开新建的城镇、舍弃老人孩子，与同乡一起去济南西部一个建筑工地做装修。 
    张云顺打工的这片工地是济南正在开发中的西客站新城。尽管国家出台政策引导农民在城镇安置，可到处施工的城市却让张云顺感到，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均在扩容、争夺人口资源。与家乡的社区相比，大城市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有着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既然已无地可种，他更希望在大城市买房落户。 
    有人曾预言，新一轮城镇化将使得成百上千年形成的中国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按照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制定的城镇化时间表，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但像张云顺一样的农业人口转移进城镇后，他们将何以安身，对未来的城镇化大潮是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