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分界线上的乡土中国

    本报记者 胡欣欣 河南、陕西报道

    2013年11月末，趁着寒流还没有完全侵袭中国大部，我踏上了本次“角落里的中国”的行程。

    在此前进行采访联系时，一个陕西相熟的同学兼同行笑着说，你要去“角落”，选这里也还真算选对了。

    信阳、南阳、商洛、渭南，这些同处南北交界线的城市总是可以找到几乎可以适用于全中国的共同瓶颈——比如以农业为主的城市如何转型，生态保护和地方发展如何平衡，农村、农民如何管理，以及传统文化如何保存等等。

    我的采访从一个崭新的农村试验开始，到农民融入城市的重要手段——劳务经济结束，近距离地接触了此前颇为感兴趣的农村问题，其间较少接触地方主官，而更多地与村干部、村民聊天，试图去寻找乡土中国。

    接触最多的是村干部们。这次采访的多位村干部都已经有着自己明确的村级治理目标，他们有的开朗健谈，有的不善言辞，但被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组工干部们称为“试点能否推行的重要因素”。

    他们最了解村里发生的大小事，也最能判断出一些公共政策的优劣。比如，在郝堂试点悄然进行的同时，河南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新农村社区建设，郝堂之所以没有采取有些村庄“农民上楼”的模式，除了专家学者的辅助以外，村干部的坚持和判断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但村干部们面临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在大多数农村，村一级可以调配的资源实际非常有限，而农村最为值钱的土地多在村小组。这让人非常担心当资本开始瞄准农村时，村集体是否能有能力与这些资本进行对话。

    其次，是县级机关的公务员们。他们其实是我这次采访能够顺利进行的核心，而且许多与我同龄，沟通颇为顺畅。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喜欢自己家乡的青山绿水，对小城市优良的生态环境有着由衷的骄傲。

    他们多数亦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接触到最为一线的农村工作。他们对身边的乡土有深度的思考，并带着复杂的感情，有时会对农民的要求和抱怨不解，有时又会对政策的效果有所保留。

    这些采访对象们的口中，讲述出的是我以前所不了解、不明白的故事，是一些有时我用大城市的生活框架很难分析出的问题，但无论怎样的交流沟通，都让人增加一分对乡土中国的理解。

    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我曾经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

    此为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