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资金环境将比去年略为宽松

　　保持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是应对今年经济环境的内在要求。

　　我国的货币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一是货币投放机制已发生变化。外汇占款和贷款并重，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贷款、非信贷资产扩张等其他货币投放方式。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资金直接流向外贸企业，包括其中的中小企业。但当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量下降后，以贷款为主的投放方式，则重新受制于银行体系的信贷分配。虽然2012年的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都处于历史高位，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却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城投债等）、国企及大中型企业的资金需求，挤占了中小企业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是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快速下降，非银行金融体系快速发展，特别是“影子银行”系统发展迅速。“影子银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信贷系统的不足 （提供额外的流动性，规避不尽合理的行政管理措施），也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过渡形式。但“影子银行”系统的信息不透明，一些业务的运作也不规范，具有内在的扩张特性。一方面改变了货币的运行机制，加速了现有的货币流通速度，一些货币与经济、通胀之间的实证规律需要重新验证，降低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隐藏了一些系统性风险。

　　三是实体经济的内在趋势和杠杆率发生变化。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快速提升，在经济内生动力尚未有效培育起来之前，负债扩张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进一步通过加杠杆的方法刺激需求，空间有限，但风险加大。

　　四是巨额存量货币的影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的货币存量已相当巨大，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80％。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今年也还不会成为宏观经济的最大威胁，但社会上的通胀预期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引起通胀的燃点较低，需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五是金融风险积聚并有所释放，道德风险突出，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操作。产能过剩和企业的高杠杆率、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包括民间借贷）是我国经济和金融转型风险的吸收器和表现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突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货币投放带来巨大压力，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之间相互联系。如何平衡风险和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的关系，成为今年货币调控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仍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在风险释放加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足够的宽松，以减轻调整带来的巨大震荡，但经济的复苏带动通胀的快速反弹，又需要货币政策保持足够的紧缩力度，及时收回市场上的过剩流动性。保持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已是应对今年经济环境的内在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今年的货币政策基调明确界定为“稳健”。但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描述看，“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此，不论从数量指标来看，还是从价格指标来看，今年企业的资金环境将比去年略为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