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中国市场经济“大本营”的艰难时刻

    本报记者 姚建莉 温州、上海报道

    从没有一场改革，像温州一样激烈，在浙江乃至全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史中留下如此深的印记。但而今这个曾经流行过官员“下海”、曾被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沿阵地的地方，却在近一两年内发生大量企业遭遇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的情况。

    这场民间借贷危机后，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温州进行金融改革试验。但民间普遍认为，“金改”未见实效。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温州经济总量徘徊不前，增长速度甚至已跌至浙江省倒数第一。究竟是温州的发展探索本身“出轨”，还是温州的民间探索遭遇现实体制遏制后被异化？

    站在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背景下，仔细把脉温州经济发展，不难发现，深层体制的痼疾已成为自下而上改革继续前进的最大制约。

    温州民间“金改”路漫漫

    近一两年的温州民间债务危机，再次将温州民间金融改革推上了日程。

    其实，温州民间金融改革一直潮起潮落。只是民间金融阳光化，却始终理想照不进现实。

    温州的民间金融，最初源于“抬会”、“资金互助会”等亲友聚在一起筹集资金。之后，慢慢蜕变为民间借贷组织，数量激增，规模不断扩大，货币开始产生利息。到1980年代中期，以“抬会”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3亿元，且高息融资已成为常态。

    1986年，“抬会”链条开始断裂，情况与近两年民间借贷类似：温州全市有63人因此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而这些潜逃者被抓后，不少人被处极刑。之后，更多人意识到将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必要性。

    1986年底，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中国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都陆续成立。1988年，温州设立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992年8月，温州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成立。

    到90年代中期，温州较成规模的三十多家民营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已达20亿元左右，占全市存贷款市场的份额达20%。但很快，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资产不良率就不断攀升，甚至有机构破产倒闭。随后，政府开始对这些机构采取市场退出政策。

    由于90年代的金融体制改革，民企融资逐渐由以民间借贷为主转为以贷款为主，因而政府政策的变化并未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资料显示，90年代中期以后，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慢于银行贷款市场。

    杭州银行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次民间债务危机后，社会普遍将其归罪于民间借贷并不客观。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指出，整个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

    杭州银行相关负责人指出，温州老板资金链断裂的关键在于，利润低下的制造业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纷纷进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而银根紧缩后，民企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而陷入困境。

    “金融体系就是融资中介，通过它能够降低资金供给和需求的交易成本。但现在不仅没有降低资金成本，反而加大、扭曲了供求关系，很多合理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被迫去地下钱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说，因而金改是迫在眉睫。

    2012年3月，国务院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8个月后，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实施细则——《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

    “温州金融改革背后，折射的是温州、浙江乃至全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危机。”温州市长陈金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相比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今的“金改”难度更大。

    “过去实业利润都在30%左右，民间借贷利率相对并不算高，而现在实业利润已经缩水几十倍。”温州“打火机大王”东方轻工实业集团总经理李中坚表示。

    “金改”背后是民营经济危机

    “温州当年靠做实体经济起家，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按理应该继续往实体经济方向发展，但现在问题是实体经济不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指出，原因在于，一是宏观政策摇摆不定，二是民营企业自觉做实业太艰难。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被各界普遍认为是互利的方式之一。但在保育钧看来，民资进入金融领域并不一定就能服务实体经济，“让民资进入是为了引起竞争，但现在制造业前景不好，凭什么还要贷给你？”

    他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一定要先经历洗牌。洗牌过程中，金融机构（银行、租赁公司）就可以发挥作用，“所以现在正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好时机，不符合产业政策、没有前景的企业将得不到贷款，民办金融机构进来后，按市场规律办事，倒逼企业去搞实体。”他认为，现在产业结构转不过来的关键，在于金融垄断下公办银行按领导意志办事。

    “金融改革是要建立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地方金融体系，但金融改革不可能包治百病。”温州市长陈金彪指出，目前金融监管体系还没有完全到位，民间借贷法律依据尚未明确，信用体系还不完整，“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这轮“金改”至今已近两年，但社会各界仍对其存疑。“比如，小贷公司的主发起人必须是实力雄厚的民营骨干企业，限制依旧较大。”温州一家小贷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金融改革左冲右突，三十多年间只进了半步，民间的尝试一直遭遇体制的‘弹簧门’和‘玻璃门’；真正的推进，甚微。”温州金改第一批尝试者之一方培林说。

    面对这种局面，所有的原因几乎都指向体制。“尽管有不少人将此次温州实业老板‘跑路’潮归咎于利息疯长的民间借贷，但事实上，体制不能有效吸引民间资本才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多名受访者一致表示。

    温州困局

    “这些年，地方主要领导很少到民营企业调研，都在忙着办国有企业，针对民企的制度创新力度较小。”一位长期在企业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

    过去，温州以“官员下海”、政府无为而治为荣；而今，年轻人更愿意留在机关--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已从2002年的19：1上升到近年来的50：1以上。对接央企、重抓“招商引资”、促进GDP增加，逐渐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在出口与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投资拉动GDP成为政府唯一选择。”浙江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表示，这无疑偏离了过去以市场经济为重的轨道，并使得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愈发受限。

    与此相对应的是，近些年温州以皮鞋、服装、打火机等为代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大量企业外迁、民间资本外溢。

    “实体当中几大行业产能过剩、高新技术又做不了，你让企业做什么呢？所以好多企业都转移到中西部去了。现在这种情况想扭转过来不容易，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保育钧说。

    李中坚介绍，2011年公司毛利润只有3%-5%，而在本身缺乏资金、银行收贷抽贷又经常发生的情况下，他不敢尝试转型。

    其实早在1999年，温州就出台了《温州产业升级计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机械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三大主导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并未见实效。

    如今，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抓存量提升、增量引进的办法，出台振兴实体经济“1+X”、“三保倒逼”，并培养高新的技术产业等政策。但正如高天乐所说，“国家提转型升级是对的，但很多企业升不了级，企业的能力、财力，负责人有没有这个意识，团队跟不跟得上，这都是问题。”

    与实体越做越艰难的局面相反的是，房地产市场却是一路高歌，几年之内房价轻松翻倍，温州炒房团也让各地人恨得咬牙切齿。但后来的民间借贷危机也显示，温州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12月初召开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工作座谈会上，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指出，今年温州的GDP增速预计在7.6%到7.7%，有望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数据显示，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仍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