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给银行更多的自主权

    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在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那么，在外国金融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是怎样的，应如何更好地推进？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了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尼古拉斯·霍普（Nicholas　Hope）。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最大的成果有哪些？

　　尼古拉斯·霍普：中国的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紧密相连，非常有意思。中国的改革非常明显，1980年中国只有一家银行，后来逐渐建立了几家大型的国有商业化银行。1994年开始金融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商业银行不再仅仅是政府的支付工具。同年引入了政策性银行，直接对市场发售债券，并且由市场对其做出判断。起初商业银行有着很强的政策性借贷负担，因此银行贷款主要是政策性的。现在，商业型银行开始参与竞争，并且跨越了边界，竞争亦变得日益激烈。

　　问题在于信贷额度，各家银行的信贷额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分配的。尽管当时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但是如果对其改革，国家无力支付对失业人口的救助和养老金，所以国家给了这些企业很多贷款，而这些贷款很多都成了不良贷款。

　　关键的进步是从1998年开始到2000年前后，出现了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清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得到清理，银行也变得更加健康。接下来一些银行进行了很成功的IPO，表现也很好。有些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通过影子银行的借款来清偿了银行贷款。但是存在很多问题，谁也不知道这些不良贷款哪天又重新变成坏账。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尼古拉斯·霍普：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是金融体系依然缺乏足够的平衡，大型企业的大型项目仍然倾向于从银行贷款，我的意见是这样的，融资应该更多依靠发债来筹集资金，而不是一直给银行施加压力。这些企业能给银行压力是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它们是由政府保证的。如果它们和债券市场有更强的联系，金融系统会更加平衡。

　　第二个就是银行系统的角色。银行本该是金融系统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银行系统就是整个金融系统，银行吸收存款、分配资本、决定企业的生死。在成熟的市场，企业是否能存活取决于债券市场、银行，以及自身盈利性的活动。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银行对企业的存亡的决定权？看看钢铁行业、汽车制造业、光伏产业的过剩产能，我们会有疑问：为什么给这些行业的企业贷款？银行的答案很可能是：我们或多或少地被告知应该这样做。在我看来这是银行体系的失败，政府并不真的信任银行来做出关键性的决定，哪家企业应该存活，哪家银行应该给予融资。

　　我理解政府为何不信任银行可胜任这项工作，但若银行没机会自己决定，就永远无法学会怎么做出正确的决定，资本的分配也永远无法由市场力量决定。

　　经济观察报：政府为什么不愿意给银行更多的自主权？

　　尼古拉斯·霍普：通过我多年对亚洲发展研究的经验，政府非常不愿放弃对信贷创造的控制权，因为有很多力量在决定将贷款提供给谁。大部分政府没有准备好将决定权交给金融系统里的专家。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在此领域完全纯粹和透明，金融危机时美国通用陷入困境时，还有很多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时，美国政府救助了它们。政府认为金融系统并不是要让这些人破产，这是整个金融系统的失败，所以国家必须做些事情来弥补。

　　经济观察报：中国需要做些什么来更好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尼古拉斯·霍普：拥有更好的银行。

　　经济观察报：怎样拥有更好的银行？

　　尼古拉斯·霍普：让银行学会怎样更有效地分配信贷资源、管理资产和风险，让其走向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世界上优秀的银行参与国际竞争，学习国际银行业务。中国有很多银行市场化和资本化做得非常好，有四家银行位列世界前十。中国有很大的银行，问题是它们能否参与国际竞争？目前来它们可能会被西方的银行打败，因为它们不如国际竞争对手那样有效率。效率的提高需要由经验、提高效率的决心、引入对银行业有深入了解的金融专家来做决策，而非由上级任命管理人员。

　　经济观察报：未来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挑战有哪些？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尼古拉斯·霍普：首先政府必须信任银行，其次要对国企重新定位。金融系统不该让垄断企业或国企更容易获得融资。此外，政府应继续1978年改革以来一直在做的，即用明智的方式管理经济。中国的政策并非全球最先进的案例，但非常实际，也一直在随中国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决策是应该继续坚持的。

　　中国面临着和很多国家一样的内部环境限制。一项政策会有很多获益者，也有很多失利者，失利者会设法扭转局面，改变政策。哪怕一项改革从全局来看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可能也会难以推行。看看印度，还有很多其他的民主国家，失利者会立刻反击，阻止改革的继续实施。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要注意的。